1990-08-24 | 許斗永

以技术取胜——韩国经济再飞跃的钥匙 <12> 文化土壤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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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究竟如何?到2000年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追赶发达国家? 日本野村研究所最近曾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日本、美国、欧共体四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泰国、巴西、中国等1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予发布。 据此,1989年的我国相当于日本的1966年,存在23年的差距;而到2000年则相当于日本的1973年,差距预计将进一步拉大。 相反,日本到2000年将以3年的差距甩开美国和欧共体四国,跃升为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 野村研究所对我国经济现状的分析与展望,比韩国开发研究院、产业研究院等国内研究机构更为准确,因此,关于我国到2000年虽将持续较高增长、但与日本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这一令人忧郁的预测,很难被当作单纯的猜测而弃置一旁。 我们一直对4至6世纪百济的先祖们派阿直岐、王仁、奴唎斯致契等人赴日本,传授汉学、儒学、佛经等文物,并由此催生日本飞鸟文化怀有极大的历史自豪感。然而如今我们的现实如何?我们是从曾向其传授文化的日本引进大量资本和技术,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经济增长。面对拒绝技术转让的日本,我们几乎是在苦苦央求对方出售技术。 科学技术也是文化领域之一。科学技术的变动,取决于既定的社会与文化,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人的活动。并且,科学技术依据对其有需求的社会要求而变化、实现创新。 马克斯·韦伯在《近代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是在追求勤勉、诚实、清洁、实用等价值的清教徒精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进入80年代,以日本以及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指出东亚属于以节俭、忍耐、顺从为美德的儒教文化圈,并将其命名为新儒教主义。 在西方,清教徒的天职意识;在日本,追求天下第一的匠人精神,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相反,在封建的朝鲜时代,除了标举实事求是、利用厚生的实学派之外,并不存在崇尚匠人精神或美化经济行为的社会氛围。 虽同处儒教文化圈,我们韩国与日本却有诸多差异。 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评论家森谷正规作出了如下分析。 他认为,支撑日本技术发展的日本独特国民性包括:▲以额头流汗为美德所带来的现场优先主义 ▲日本人出色的感觉 ▲日本人精心投入的态度 ▲喜好新事物的性格 ▲以一心朝着目标奔跑为长项的国民性。 日本人的现场优先主义,其根源可追溯至延续七百余年的武士阶级统治。因此武比文更受尊敬,这使流汗成为一种美德。这样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即社会上层也作为强烈的价值观留存下来,其传统被企业所继承。在日本企业,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大多首先被配置到现场,理工科出身者几乎半数被安排到生产现场。现场技术人员的地位比从事其他职种者只高不低。 相比之下,韩国长期由文主导,支配社会的上流阶层轻视自己动身体、动手做事。 这被指为阻碍技术创新的一个因素。 专家分析认为,日本人自古以来的一个特性,是与逻辑地思考事物相比,更依靠亲自动手积累经验而累积技术。相比之下,我们韩国人倾向于讲逻辑、观念优先。据称这正是韩国落后于开国后一举迈向近代化的日本的原因。 今天日本商品在世界范围享有一流商品的声誉,其根源在于日本人尽心尽力的态度。森谷指出,那是源自“自古以来向技艺注入灵魂的传统”。 与此同时,日本人具有追求小巧、崇尚细致的强烈倾向。许多人指出,尽心尽力的态度正植根于这种审美意识。 相反,众多专家指出,我们韩国人把自然看作自然本身,比起“精巧”“漂亮”,更偏好“朴素、单纯”。这在今后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在我国的工业制品上,还需要更多的分析。 此外,日本人还有集团主义这一独特属性。据说我们韩国人与日本人一对一竞争,韩国人会胜出,但一旦三人聚在一起,日本人就会胜出。日本人把集团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把集团与个人视为敌对和竞争的对象,而是融入其中共谋发展。与西方人通过个人对个人的竞争谋求发展相比,日本人具有彼此和谐、追求共同利益的属性。 我们则有过度执着于自身利益的倾向。许多人指出,我们的祖先开发出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绽放出最高级的瓷器文化,其秘法却未能妥善传给后代,归根结底正是这种心态的结果。 另外,在众人商议、合力共为方面,韩国人较为薄弱。今后的技术将越来越多地融合多个领域的知识。机电一体化就是机械工业与电子技术结合、派生出一种复合技术。有人指出,要像这样共同开发一件产品,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必须习惯于共同讨论的方法。 这也是今后需要克服的课题之一。我们在技术开发上落后,未必只源于这些因素,但如果科学技术也是文化的一种样式、是由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之手造就的,那么这样的分析在某一方面也自有其合理性。〔许斗永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