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8-22 | 郭永吉

[记者观察] 集体抗命 [社会部记者郭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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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家门,才能成就大事。” 这是我们的先贤们反复叮嘱后代、要他们走向社会做大事时牢记的话。若硬要比照今天运转国政的公职者社会,也可以换言之为:只有管好下属,才能尽到上位者的职责。 更何况,在摆脱第五共和国森严的权威主义行政体制、标榜“民主行政”的第六共和国政府,这句平凡的话无异于金科玉律。 然而第六共和国成立以来,公职者社会的实情并非全然如此。上级与下属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甚至蔓延为社会问题,尤其还出现过负责民生治安的警察带有抗命性质的集体行动。这一次,则是在处理与国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房、道路、水和土地事务的建设部出了大事。对单方面的组织改编方案心怀不满的建设部相当数量的下级职员,在朝会期间集体抵制长官训示并退场。这可不是小事。 对一般国民而言,这犹如晴天霹雳。“政治缺位姑且不论,民生治安缺位、物价不安,没有一件事像样,作为国家栋梁之一的公职者社会竟这样动摇,说得过去吗。”“你们以为纳税是让你们把血汗钱用在这种地方吗。” 一般国民的指责如此强烈,政府也立即展开了所谓总体性(?)的应对。国务总理姜英勋立即指示,查出带头集体退场的下级公职者,一罚百戒,重整公职者社会的纲纪。检察等司法机关也以“下犯上”“违反公务员法”为由,准备举刀。当事方建设部也召开高层干部会议,正在自行拟定对带头者的惩戒方案和善后方案。当然,公职者社会纲纪一旦崩塌,国家便会动摇,一罚百戒理所应当。 但在一般国民中,要求就一个疑问作出解释的声音也很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公职者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毋庸赘言,此次事态的首要责任在集体退场的带头者,其次在未能尽到中间角色的高层干部,再往上则在未能管好下属的长官。此外,各方还有说法认为,此次事态源于下情上达、上意下达未能顺畅进行的言路动脉硬化症。 那么,说要一罚百戒、惩戒几个人,问题就能解决吗。无论如何,在“三高”的三角浪涛扑向我国经济之际,把此次事态的波及降到最低,同时反复体味先贤那句平凡的箴言,应当是第六共和国政府高层责任者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