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种税收或各种国民负担转嫁来解决政府政策失败的思路,在政府内部蔓延。 对经济现行课题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改进政策或自我反省来寻求,而是连连“喊钱”,各部门动辄抛出新设税收,因而招致“把国民的钱袋当白来的钱”的批评。 政府把政策失败或行政过失转嫁为国民负担增加的代表性事例,正是最近公布的政府“能源综合对策”。 有尖锐评论指出,从政府提出的对策看,通篇都是各种能源相关税收和负担金的上调,几乎找不到政府费心思考的痕迹。 政府在该对策中明确表示,将汽油特别消费税由现行(以含铅为准)85%提高至130%,中大型汽车税最高上调50%,同时自明年起调整整体电费体系,最终上调电费。 相反,本应真正取得实效的产业部门节能对策,却止于陈旧的行政指导或加强宣传,或者迟迟表示将为节能企业、节能设施投资研拟各种金融及税制支援措施,呈现出老套应对。 也有批评指出,一面提高普通国民的负担,一面对本应为自身利益率先行动的企业却研拟不着边际的支援措施。 更何况,为应对此类能源紧急状况、以国民负担为前提征集的高达5.2万亿韩元石油事业基金,到了关键时刻却名存实亡,对这一结果没有一句负责任的解释,更加激起国民愤怒。 最近农林水产部长官姜普性主张为应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达成、为振兴农村而新设“农村复兴税”这一目的税,也是把一切问题都用税收解决的思路的另一例证。批评认为,尽管此前农村凋敝的原因更多在于产业间不均衡政策以及牛肉风波、猪肉风波等政策失败,却又以乌拉圭回合为契机,试图以新设税收来解决问题。 交通部今年4月立法预告的“中央交通事业特别会计法”,同样以交通诱发负担金、地铁公债扩大为前提加重国民负担,最终也归结为“喊钱”。 有人指出,即便只是拓宽一条道路、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税照样要缴,还要再叠加通行费、交通诱发负担金、各种公债等双重三重的国民负担,这种政策惯例已成常态。 也有批评认为,把税收当作政策失败的解决手段这一惯例,在去年政府制定的各种土地公共概念相关法律中同样存在。 因为这无异于政府以各种事业承诺把全国变成投机场,等到房地产投机蔓延,便想用税收来打压。 另一方面,在此次税制改编推进过程中,政府以弥补推迟实行金融实名制为名目提出的对实名交易利息股息所得的税率上调(20%)方案,也成为批评对象,被指是想把反复摇摆、丧失一贯性的政策失败,用税率上调来牵强弥补。 此外,各种汽车保险费的上调总是以制度改进为名目进行,亦被指为同一范畴的事例。 批评最终认为,每逢出现问题,政府不作痛切反省与思考,反而把问题的发生本身当作上调税收或负担金的契机,当成“捉蟹兼清沟的良机”,这种思路亟须清除。[李炳浣记者]
1990-08-22 | 李炳浣
动辄“要钱”…负担转嫁 国民是政府的钱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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