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局势正冲击着安于低油价的世界经济。即便设想局势演变的各种情景中最乐观的一种,如今也不可能再预期低于20美元的原油价格。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国际石油市场的后遗症等因素,我国额外承担的油价负担眼下至少将达到每桶4美元以上。 今后可以预见的是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及由此导致的出口竞争力削弱,以及因美元走强和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而造成的我国出口萎缩、国内景气低迷、投资减少与通胀压力。宏观经济层面的政策调整与应对已变得十分紧迫。 从长期视角看,中东局势似乎不会对原油价格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即便没有当前的事态,由于供需条件趋弱,原油价格在整个90年代也被预期维持在每桶20~30美元的高位水平。 由于非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减少,尤其是苏联产量减少、东欧地区石油需求增加、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石油需求增加、美国石油进口增加等因素,今后石油需求的增量预计将大部分只能由中东产油国来满足,因此由中东产油国主导的原油涨价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中东局势恶化,整个阿拉伯Bando C&S卷入战火,或者以色列也加入战争,预计每天将出现约1000万桶的原油缺口,其结果可以说是第三次石油危机。这意味着OPEC出口量减少约50%,全球石油消费量将短缺17%。尽管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拥有按现有消费水平可维持90天的紧急原油储备,但由于储备油投放速度、储备油分配方式等未知变数,价格大幅上涨在所难免。油田和生产设施受损越严重,对储备油的需求就越大,价格上涨的压力预计将十分沉重。 显而易见,这样的结果不仅会给世界经济,也会给OPEC,尤其是给伊拉克带来巨大损害。萨达姆·侯赛因的课题,应是在避免原油价格遭受剧烈冲击的同时,以有利于伊拉克的方式收拾当前局势。 中东局势的意义在于向我们确认了20美元级高价原油的必然性,并再一次唤起了对能源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像韩国这样身处非产油国境地、对石油进口依赖过重的条件下,中东的不安定就直接连接到国家经济的不安定。从本次事态提前预警了本可能在90年代中期到来的更为严重的结构性供需危机这一角度看,其效果很大,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局势所给予的教训。 第一,绝不能低估能源的公共性。在构成能源价格基础的原油价格由中东的政治考量决定、全球供应能力的70%集中于中东产油国的条件下,能源进口依存度高达71%的韩国能源市场上,市场机能的作用只能非常有限。 在能源价格的决定、能源生产与流通的投资决策等方面,应强化政府的作用,以体现公共利益;同时应在数据与信息的质与量两方面加以改善,以尽量减少试错。在民营化与自律化的大趋势中,既发挥效率优势又增强公共性特征的能源部门政策制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第二,应尽快甄别现有能源对策中需要补充和强化的领域,并集中应对。 韩国能源政策的骨架是以10年前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为契机形成的。石油储备、能源供应基础多元化、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节约能源、国内外油田开发、构建节能型产业结构以及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是其主要内容。这一政策的焦点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能源供应的稳定。 其中石油储备、能源供应及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取得了很大成效。通过地上与地下储备设施的建设和储备原油的确保,目前已具备相当于约50天用量的政府石油储备;随着天然气的引进和核能的扩大,石油依存度比10年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在石油进口来源方面,也从100%依赖中东下降到75%。 这些成绩的背后有着共同因素:明确的政策目标、为达成目标而筹集并执行的石油事业基金等公共财源,以及政府主导的事业管理。 相反,其余领域大部分一直交由民间部门主导和自主决定。在这些领域,政府的作用局限于支持投资财源。然而所显现的结果是,仅靠利润动机无法满足公共目的与需求。 特别是节约能源和低能耗型产业结构调整,是超越个人效用与企业利润动机范畴的课题。因为在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中,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是实现效用与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以改善能源效率为目标的政府规制应予制度化。这不应局限于能源政策的一环,而应在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生产率、保护环境、消除浪费因素的层面上,升华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基调。 油田开发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共同点是投资风险大。为使这一领域的投资不只是试验,而是作为一个产业得以确立,政府在技术开发与资金筹措方面应给予支持并进行目标管理。 要在90年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为胜者,首先必须尽快构建能够将来自海外的能源冲击降至最低的稳固经济结构。
1990-08-14 | 李會晟
[周二论坛] 迈向20美元区间高油价时代 李会晟〈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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