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显示,此前政府的景气及物价对策错失了恰当的处方时机,滥用事后补救式的“迟缓政策”,从而扭曲了国内景气走势。 在景气已经充分下滑之后才推出刺激对策,或在过热局面达到顶点之后才推进景气降温及物价稳定对策,显示出稳定运营景气的政策应对能力薄弱。 韩国银行在以1972年至1989年为对象的“GNP循环波动分析”中分析了景气波动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指出此类政策失机放大了国内景气波动,使经济进一步恶化。 根据韩国银行5日发布的这份报告,以降低贷款利率、扩大设备资金供应为核心的去年11·14景气刺激对策,以及以减轻企业金融费用为重点的1972年8·3措施、1980年11月8日的综合景气刺激对策等,都是在景气已跌至谷底之后才采取的迟到景气对策的典型例子。 此外,1974年的2·6综合物价稳定对策、1979年的4·17经济稳定化对策、1988年的3·10物价稳定综合对策,被分析为在景气上升局面顶点出台的景气降温对策。 这意味着,政府未能在景气过热及物价暴涨或景气萧条局面中以迅速的应对措施稳定国内景气,而是在情况恶化之后才滥用事后补救式的对策。 韩国银行一位相关人士就此指出,“这一时期国内景气起伏剧烈,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景气上升局面的顶点推进景气降温对策,加速了已进入下降局面的国内景气萧条等政策失机。” 韩国银行还指出,国内景气振幅剧烈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对海外依存度过高、直接税比重偏低。 即进出口占经常GNP比重的海外依存度高达73.9%,对海外景气动向反应敏感,因此国内景气波动剧烈。 此外,若国税中直接税比重较高,则景气过热时可通过税收增加抑制景气,景气萧条时可通过税收减少产生刺激景气效果,而我国直接税的这种景气调节功能较为薄弱。 1989年我国直接税比重为45.0%,远低于美国的91.5%(1987年)和日本的73.3%(1987年)。 [图表] 韩国经济的循环波动与经济政策
1990-08-06 | 서울경제
[韩银分析72~89年GNP循环变动值] 景气·物价政策屡屡错失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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