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正被推入危机之中。政治、经济、社会,环顾任何一处都没有顺畅化解的地方,政府、企业、家庭无一不被莫名的不安所笼罩。政府自己也把当前时局称为“总体难局”。1986年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转为顺差,直至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面对日益扩大的顺差规模应付不暇,人们开启自我庆贺的香槟、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而对外出口竞争力却以可怕的速度崩塌,对内则被过度消费与投机风潮席卷,增长基础在无声中瓦解。 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兴起的民主化热潮,毫不留情地刺激了此前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农民等基层国民的诉求释放,此前建立在家长式权威主义基础上的垂直劳资关系随之崩塌,引发工资上涨和激烈的劳资纠纷,这种内部变革与韩元升值一起,成为企业丧失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特别是劳资纠纷带来的劳动意愿下降和匠人精神(Workmanship)的缺失,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劳动意愿下降与匠人精神丧失,成为近来成套设备、汽车、电子产品等主要出口商品频繁出现缺陷和质量不良的原因,最终使“韩国制造”在海外市场声誉下降,自招出口不振→国际收支逆差之果。 不仅如此。在金融、服务、农水产品、通信、外国人投资、知识产权等非制造业领域,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开放压力,国内经济正经历巨大的折腾;发达国家的进口限制、反倾销起诉等也令出口战线大幅萎缩。 围绕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在80年代后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美国影响力逐渐削弱,日本崛起与欧共体一体化推动世界经济圈集团化,同时东欧民主化呈现多米诺效应,经济上也正在出现新的东西方缓和。 此外,自7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保护主义引发尖锐贸易摩擦的发达国家,为确立自由贸易基调而启动乌拉圭回合,谋求世界贸易新秩序。 另一方面,尖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技术战争。 发达国家出现技术保护主义,以各种理由回避技术转移。而后发发展中国家则从发达国家引进低端技术,紧紧追赶我国。从国外引进技术、建厂造产品、再销往海外市场以追求经济增长的我国经济,真是遇上了大麻烦。 特别是日本在看到盛大举办的汉城奥运会后大为震惊,干脆切断了对韩技术转移。 说实话,韩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汽车、计算机、半导体、机器人,似乎没有做不出的产品,但细看内情,都是复制日本技术、美国技术拼凑而成,而且若不从美国、日本购买主要零部件,就得立刻停产。以汽车为例,出口30亿美元,零部件进口额却达13亿美元。在这种状况下技术引进之路又被堵住,产业只能踉跄、经济只能动摇。 那么韩国经济真的走到尽头了吗? 以出口第一的信仰在过去30多年间造就的韩国经济增长神话,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际以实现国际收支顺差114亿美元而燃放礼花为顶点,作为神话的惊奇感逐渐消退,沦为众多经济学者的谈资,这是事实。 “香槟开得太早了”或“未成龙的蟒”之类表述正是如此。 迎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时代的韩国经济,正站在阿瑟·刘易斯所说的“魔的分水岭”上。 所谓阿瑟·刘易斯分水岭,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开发取得一定成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按如今的币值约为5000美元)时,会被卷入所谓收入革命的巨大漩涡,多数国家因无法适应这一时期发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秩序及价值观的革命性变化而就此停滞。 20世纪除日本之外没有国家越过这一分水岭,因此阿瑟·刘易斯分水岭常被称为划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难以逾越的山脉。 在这样的分水岭上,韩国该走向何处?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早就指出:“推动资本主义引擎运转的根本动力,来自由企业推进的技术革新(Innovation)。” 技术革新是创造出目前尚不存在的新事物或使既有事物焕新,即创造“新颖性”(Newness)这一价值的活动,指的是构想出新方法、新理念、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等。 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这种“新颖性”的创造,构想新的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启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走上持续增长的进程。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新集中出现的时期有若干次。 其代表性时期大体可分为文艺复兴时代与产业革命时代。 化学技术、印刷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文艺复兴;蒸汽机的开发以及纺纱技术、炼铁技术、电报技术、铁路技术等的发展引发了产业革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角意大利、西班牙等曾支配世界,产业革命的主角英国曾支配世界,都是因为它们走在技术革新的前面。20世纪是美国的时代。引领汽车、机械、化学工业并在经营技术革新上领先的美国,凭借技术开发的光环支配了20世纪的世界经济。战后西德创造莱茵河奇迹,日本在废墟上成长为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都源于卓越的技术实力。 有“德国制机械”一说。意思是德国产品精确、结实、不出故障、性能优异。德国制机械创造了莱茵河奇迹。 “模仿的天才”日本今日崛起为技术大国、经济大国,是对技术开发非凡热情与持续努力的结晶。日本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以模仿、消化、改良、发展,最终创造出世界最高级的技术。模仿美国晶体管的日本,经过消化→改良→发展的过程创造出今日的半导体技术,就是代表性实例。日本经济的成长过程正是技术开发的展开过程,而技术开发即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如今世界市场上商品质量成为竞争的绝对要素。不出故障、性能优异、使用便利、寿命长的产品席卷市场。除了技术,还有什么办法造出这样的商品?理所当然,解决今日韩国经济所面临的“总体难局”之路,必须从技术开发中寻找。在韩元升值与高工资,以及过热的劳资纠纷、保护主义与开放压力之中,我国经济要生存并向海外扩展,除技术开发之外别无他选。况且我国经济已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时代——跻身中等发达国家上游。从这里开始,仅靠模仿行不通。不在刻骨割肉的艰辛中开发自主技术,就无法进入先进行列。 我国此前在技术开发上有多么疏忽,只要看作为技术开发活动指标的研发投资便一目了然。 截至1987年底,我国研发投资总额为1万8780亿韩元(23亿7000万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3%。被我们视为成长模式的日本同年在技术开发上投资623亿美元,研发投资比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7%。 更何况在绝对规模上差距更大。年度研发投资规模仅为日本的二十六分之一,与美国相比仅为五十分之一的水平。 作为世界最大企业(制造业)、以研发投资巨大闻名的美国通用汽车,1987年投入43亿6100万美元。这类事例有力说明我国的研发投资何等贫弱。 结果,技术投资偏少的我国产业技术只能停留在极低的水平。 我国产业技术以从国外引进的组装技术为中心发展起来,因而加工技术落后,零部件、材料产业与机械等资本品产业滞后,在新兴的尖端产业方面也大幅落后。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基础科学的支撑,引进技术也未能扎根,无法加以消化、改良、扩大、深化、发展。 从国外引进的复制技术止于复制,未能实现进一步发展。 我国过去30多年推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并非靠技术开发带来的质量提升、生产率提升,而是靠优质低廉的劳动力、外国资本及简单组装技术的利用实现的。 即,有人指出我国产业技术在出口立国的旗帜下偏重眼前的数量扩张,而怠于通过自主技术开发实现质的成长。结果我国经济自1986年起实现国际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的划时代数量扩张,却在未确保自主技术开发的健康性的情况下,遭遇韩元升值、工资上涨、市场开放压力等内忧外患。 因此,要克服今日的“难局”、越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的分水岭,唯有技术革新。政府、企业、专业研究机构都已形成共识:在当前高汇率、高工资、高物价之中,能够走向世界的路只有技术开发。日本克服日元急剧升值、稳固其经济大国地位,正是靠技术开发。 如今没有技术根基,任何生产、任何出口都不可能;没有技术革新,我国经济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生存。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不是明天而是就在今天的技术革新。在我们面前,21世纪将展开的太平洋时代的灿烂蓝图已开始显现。位于环太平洋中心的韩国若要担当太平洋时代的主角,就必须全力推进技术开发、完成技术革命。[许斗泳·李在权记者] [图表] ◇主要国家研发费用走势 [表] ◇主要国家研发费用及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走势 [照片] ◇技术开发是推动经济的原动力。处于“总体危机”局面的我国经济要战胜这一危机、成为21世纪太平洋时代的主导国,必须致力于技术开发,这是共同的意见。(照片为金星社中央研究所的一间研究室)[张钟哲记者]
1990-08-01 | 許斗泳,李在權,張鍾哲
[首尔经济新闻创刊30周年特辑 以技术取胜]<1> 技术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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