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7-31 | 林雄基

[寄稿] 韩国型企业所有与经营分离 林雄基 <延世大学教授·经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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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国财阀的地位正被重新审视。据悉,随着非业务用不动产出售、各集团业种专业化等措施,甚至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可能性也被提上议题。这可以说是为实现第六共和国主要政策课题——经济民主化而采取的可取措施。但在讨论这些课题的过程中,令人担忧政策制定者的意欲过于超前,以致可能有违经济的基本原理。 近来美国、英国等国的经济结构正发生惊人变化。尤其美国,进入80年代后专业经营体制的公开公司每年减少5%,若这一趋势持续,到2000年代美国公开企业数量预计将降至现在的一半水平。通过公开企业的私企业化,正从专业经营人体制转向所有者经营体制。 企业要作为一个合理的经济单位获得认可并生存下去,为保护资金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的权益,就必须具备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机制。在美国,直到1960年代,董事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忠实履行了其职能。当企业内部监督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时,则由通过公开收购或合并罢免经营层这一外部监督机制代行其职能。 当前状况可理解为:由于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均未能正常发挥作用,因而转向了将对企业管理者客观监督之必要性降至最低的所有者经营的非公开企业体制。换言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企业为确保作为合理经济组织的正统性,正在开发并发展各种形态的管理体制。 那么,从作为经济组织的正统性这一视角看,我国现今的财阀能得到何种程度的评价? 一言以蔽之,我国的大企业由于缺乏客观的监督、控制机制,难以获得正统性认可。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者通过多样方式的监督体制受到适当控制,而我国企业的所有经营者却并非如此。可以认为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影响力,但因官僚主义的局限性而未收到多少实效。 我国企业,尤其是占据国家经济极重要部分的财阀,不能继续沿袭如今这种无节制状态的经营体制。就外国的例子而言,主要以董事会制度与企业并购市场作为监督机制,而要使这种体制真正确立,股份必须广泛分散。但正是这一点成为我们面临的困境。由于我国种种社会、文化属性(以血缘、地缘、学缘为中心的排他行为方式、按血统继承企业的惯例等),难以像西欧经济所经历的那样在短期内实现股份分散。 若股份的分散、大众化未能真正实现,所有与经营的分离实质上便不可能,专业经营人体制以及有效的企业监督体制之确立也难以期待。 目前政府层面所议论的,可理解为:即便在股份分散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也要通过明确区分所有者与专业经营人的角色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并为国民对财阀的信赖奠定基础。但这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让大股东放弃相当于其财产权的经营权,法律依据薄弱;第二,关于专业经营体制优于现行方式的理论依据不足;第三,由谁来监督专业经营人与大股东这一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 要真正解决问题,最终只能回到原则论。 解决我国大企业正统性问题之路,在于实现股份所有的分散,而且要摒弃人为手段、以合乎情理的方式从容推进。在社会层面,首先我们所有人都应摒弃以血缘、地缘、学缘为中心的价值观,确立民主的思维观;在经济层面,应通过缩小政策金融比重、强化遗产税制、尽早落实实名交易制、确立企业信息披露体制等,夯实经济民主化的基础。 此外,有必要从我们的立场重新思考近来美国、英国经济所显示的公开企业体制退潮现象的含义。即若判断在我国终究难以通过股份分散确立企业正统性,则不应人为推动企业公开、上市,而可在非公开形态下探索以自我利益、自我责任下的管理体制为特征的所谓所有者资本主义(Proprietor captialism)模式。目前德国被认为是运营此类经济体制的代表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