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全国各地区埋藏文物发掘出现往年未有的热潮,各时代文化层被随意挖掘,舆论认为当局不仅应慎重对待发掘许可,还须伴以严格的指导监督。 为探寻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延续历史脉络而进行的遗迹发掘,分为古坟、城址、居住址、贝丘等多个领域活跃展开。 这类文化遗迹发掘主要由散布全国的各大学博物馆团队主管实施,直到十多年前,其主流还是因水坝修建而形成的淹没地区的地表调查及发掘调查、因地震、灾难等而不得不抢救的地区的紧急救济发掘,以及对伽倻、新罗、百济、高句丽文化分布地区的政府层面计划发掘。 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一般民众对埋藏遗物的认识提高,加之对其作为古董的偏好超过了作为文物的价值,以寺址、城址、古坟等遗物埋藏可能性高的史迹地为中心,发掘调查竞相推进。 特别是部分地区的新建地方大学,为确保校内设立的大学博物馆的展示遗物,在对本应保存的史迹地区进行发掘调查的过程中,因管理疏忽和技术不足,甚至出现埋藏的文化遗迹层流失、破坏等负面后果。 该埋藏文物遗迹地的发掘许可业务由文化部下属文物管理局(局长郑载勋)掌管,今年仅从1月至7月20日申请的项目就包括庆南梁山郡梁山邑新基、北亭里古坟群发掘申请(釜山东亚大学)、金海伽倻古坟(釜山庆星大学)等共44件,其中获批多达37件,可见一斑。 我国的文物发掘事业在解放前由日本帝国主义推进,60年代以后主要由文物管理局、国立中央博物馆实施计划发掘,已按史前时代—伽倻时代—新罗、百济、高句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顺序均衡确保了能揭示历史与文化的遗物,因此学界的共同立场是,从现在起应停止对重复文化层的发掘,为后代的研究以埋藏状态维持保全。 国立中央博物馆考古部长李健茂表示:“正因如此,中央博物馆今年也仅限于庆南义昌茶户里的伽倻文化层和忠南天安市清堂洞原三国时代古坟等2个正在进行逐年发掘的地区。”其他专家也表示,应尽快研究由文物管理局对各大学博物馆团队的遗迹发掘事业进行监督或指导的方案。[姜升远记者]
[图片] ◇文化遗迹地出土的埋藏遗物。以古董而非文物价值看待的目光日益增多,成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