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孙昌薰)19日下午邀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教授,举办了题为“日本劳资关系稳定经验对韩国的启示”的演讲会。 傅高义教授曾在韩国战争时期作为美军参战,是主要研究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他于1979年著有《日本第一》,在日本大受欢迎,是知名的日本通。 现将傅高义教授当日演讲要旨摘要介绍如下。[编者注] 韩国近来经历的严重劳资问题并非例外现象。日本、美国、英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也曾早早经历过同样的问题。 特别是考虑到韩国正面临的产业现场不稳定,回顾在高速经济增长或文化传统上常与韩国相比较的日本的劳资关系稳定经验,非常有意味。日本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因劳资问题历经巨大阵痛,进入1955年后劳资双方达成默示的社会共识,从而实现了劳资关系的稳定。 将当时日本的危机状况与韩国当前状况相比,韩国能够更容易地达成稳定劳资关系的社会共识。 当时日本的劳动者不仅因担忧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而自我节制,而且工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工资上涨并未压迫国际竞争力的削弱。此外,雇主在认识到没有工会协作便无法实现企业发展的前提下,坦诚告知企业的新技术引进和经营计划,劳动者也以没有企业发展就难有福利提升的想法为提高生产率而协作。劳资双方还努力减少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胀因素。其结果是,劳资团体对社会责任的共同意识开始萌芽,在宏观视角下解决劳资问题,并确立了日本特有的按企业进行工资谈判的体系。 期待韩国在短期内达成日本式的劳资关系稳定,或许有些勉强。因为韩国相比竞争对手国家已属高工资,却仍面临劳动力不足现象,背负着追加的工资上涨压力因素。加之许多雇主至今仍对过去权威主义的劳资关系怀有怀念,甚至无法摆脱把劳资协商本身视为侵害经营权的错误认知。同时工会方面也把与公司的协作视为御用,认为只有通过示强才能提升劳动者福利,工会内部甚至呈现分裂状况,存在诸多薄弱之处。 但考虑到韩国国民对环境变化的卓越适应能力,长期来看可以对劳资关系的稳定持乐观态度。 韩国劳动者对政府或政治领导人、企业、体制的不满,比日本的情形要根深蒂固得多。其原因可以说源于:权威主义的政治、社会氛围以及家长式的企业经营方式,使劳动者感受到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并把财富的积累视为非法的不信任心理。 因此,为实现劳资关系稳定、及早构筑产业和平,首先应化解因财富分配扭曲而产生的阶层间矛盾,鼓舞劳动者的工作意愿使其对职业感到满足,并完善争议调解制度、劳动法、劳资关系专家培养等对劳资关系有直接影响的制度性装置。 日本也曾在1945年至1955年间经历极为激烈的劳资对抗局面,因此认为日本劳资关系的发展过程对韩国的启示将非常巨大。 [宋河植记者]
1990-07-20 | 宋河植
“财富积累过程遭不信任是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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