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顿·克雷默(《纽约时报》著名美术评论家)1974年4月28日的评论中写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写实主义者不少,但似乎没有具说服力的理论。在以知性方式接近美术作品时,缺乏具说服力的理论,意味着缺乏决定性要素。”多年来无数次穿行于纽约画廊街、不断等待“某种东西”聚焦的我,终于(!)在这段话中发现了那个东西——“看见即知道”并非真理,而是“知道即看见”。 直到1900年,画家们的战场曾两度转移。起初他们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寄生于王室或贵族,是食客。进入18世纪,舞台转移到贵族或富裕资产阶级宅邸中设置的沙龙。但直到此时,艺术家仍然只是“绅士”而非“天才”。法国大革命之后,艺术家开始离开沙龙,加入文社(聚集在咖啡馆之类场所的同人团体)。维系他们的向心力是欢快的战斗精神,即让资产阶级震惊的波希米亚式战斗精神。到了1900年,“在画坛上成功”这一现代版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下来,这种波希米亚精神逐渐面临更为复杂的处境。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离开了上流社会的沙龙,却并未离开上流社会的世界。除高更之外,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愿意离开香榭丽舍大街两英里以上。 折磨他们的是如下境况。即,即便他要坚守自己有意识归属的文社的反资产阶级价值、百老汇的阁楼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神圣的污浊,他同时也不得不自问:自己的作品是伟大的吗?是的,是这样。必须如此。但无论怎样想去相信,他在内心深处知道那是谎言。“好吧,他妈的!我就是想出名。” 尽管现代主义美术在一次大战前已完成了一切形式上的革新,现代美术却看起来像是此后才发生的,原因正在于此。因为在大战前跳所谓“波希米亚之舞”(把画家对名声的态度比作阿帕奇舞——对求爱的男子假装冷漠加以轻视,最后无可奈何地投入其怀抱)的美术家们,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各自的愿望。但很快30年代开始,时代的政治氛围席卷了美术家们。而这波希米亚之舞也随之停止了一段时间。 二次大战之后,这种过去的惯例再次回归。众多企业为显示自己走在时代前沿、开明,不仅守护商业也守护“文化”,把现代美术当作旗帜高举起来。与之衔接的首先是1946年至1960年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一美术所面对的已不是大众。美术家们指责大众不接受现代美术,实际上是谎言。这只是出自大众不识天才这种甜美浪漫感伤的说法。大众只是在比赛结束、奖杯颁出之后才迟迟得知发生了什么,而画家们所面对的只是约500名美术界人士而已。 抽象表现主义的成功,是以他们能够恰当利用这种状况的能力(首先是理论)为背景出现的。他们首先宣传作为波希米亚人的自己。格林伯格写道:“美国美术的未来,取决于被围困在‘34街以南’、随时可能被1亿4000万美国人可怕的麻木感彻底消灭的50名勇敢的无名画家之手。”然后他开始以如下的“平面性理论”为这些画家的伟大辩护。 正如立体派和早期现代主义者正确地领悟到的,绘画并不是可以透过它远望的窗户。三维效果纯属幻觉。绘画就是画所绘于其上的“平面”。早期的抽象画家虽理解了平面的重要性,却不知道如何能够更进一步。他们仍如以往那样,把平面用线、形态、轮廓、色彩井然有序地加以划分来作画。然而必要的是“纯粹”,即一切造型要素在平面上合为一体的风格。 波洛克作为这种绘画的代表,被佩吉·古根海姆(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主人)选中,在43年这一年里成为完全的明星。他以泼洒颜料技法绘成的画作,如前所述,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各造型要素彼此分离而使人联想到某种东西。画的所有部分都是均质的,我们的眼睛无处停留。也就是说,画作确实是作为平面显现自身。如果说早期现代主义者的绘画对写实主义绘画起到了建筑蓝图的作用,那么抽象表现主义如今承担的就是蓝图的蓝图、图解的图解的角色。而图解的图解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就如经院哲学家们曾讨论“针尖上能有几位天使跳舞”那样,同样的事态在美术中发生了。 此后的美国现代美术尽管历经无数变迁,最终始终未能摆脱平面性这一神话,这是明确的。而在所谓“文化村”中,至今仍未出现任何具有重要分量的异端者。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假如在2000年左右举办1945年至1975年的美国美术回顾展,那么展览上挂在巨大画布上的不应是画家们的画,而应是评论家们的箴言。而画作则应当作为例证这些箴言的证据,缩得极小地贴在这些箴言书写处的正下方。 ◇国内译本=悦话堂刊 摘要:李英旭(中央大学讲师,美学) [照片] ◇托马斯·K·沃尔夫(Thomas K Wolfe) ▲1931年生于美国 ▲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作家、媒体人 ▲代表著作:《新新闻主义》《我们的时代》《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现代美术的丧失》(1975)
1990-07-17 | 李英旭
[名著十分钟]托马斯·K·沃尔夫著《现代美术的丧失》未能摆脱的“平面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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