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7-12 | 朴純一

[投稿] 朴纯一<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国民福利问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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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我国福利水平偏低,而国民的福利需求却十分强烈,因此必须制定积极且长期的福利对策并分阶段加以执行。 韩国经济已经摆脱了因低生产率与剩余劳动而导致的所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时代,但却产生了相对贫困这一新问题。 从这一层面看,我国的福利实况令人十分忧虑。消费支出统计可视为同时反映了所得与财富的分配状况,依此观察相对贫困率:消费生活水平低于平均家庭消费支出60%(此前被视为生活扶助的理想基准线)的人口比重,日本为7.6%(86年),而我国城市人口的这一比重高达22%(88年),且该比率在80年代基本没有变化。采用高于上述基准的贫困线标准的英美两国,70年代贫困率也仅停留在7%以下。作为国民消费生活基本条件的住房、居住环境、保健服务、教育服务、生活便利设施的供给也严重不足。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需求(Basic Needs)的质与量的提供水平,仿佛是经济发展的死角,与20~30年前相比并无多大改善。 Ⅱ 福利对策亟需迅速推行,与此相反,增长优先论对福利优先论这种陈旧的争论又再次出现。然而不得不指出,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福利优先政策在分配与增长两方面都比增长优先政策更为有利。因为可以判断,追加供给企业资金或挪用福利财源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效果极小。约占总通货量14%的8万亿韩元以上资金处于待机状态而未流入产业资本,并且在不景气之中,仅去年一年若干财阀就购入了约3万亿韩元的房地产等等,市面资金绝非不足;在社会不安使企业更多以资本替代劳动而使用贷款资金的氛围下,挪用福利资金的增长贡献效果难以期待。反而,为增长而扩大供给企业资金,可能会给社会与经济留下更多负面效果,如投机性增大及随之而来的奢侈性消费刺激、劳动与生产投资意愿下降等。与此相反,扩大福利财政因市面资金充裕而不会压缩产业资金。更何况福利财源并非被消费掉,其中60%以上将分配于住房、保健、教育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投资,因而对增长与就业大为有效。这又会附带产生出口与内需产业的均衡发展、劳动意愿增强、投资与经营条件改善等对增长的积极效果。从30年代以来瑞典以及60~70年代西欧各国的经验也可看出,增长与福利并非相互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Ⅲ 在像我国这样贫困阶层等增长的被边缘化地带已被视为重大社会问题的地方,福利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走向一个稳定保障被边缘化阶层基本人类生活的公平社会。而基本生活保障,就是保障经济弱者能够过上健康而有品格的最低生活的实际购买力。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福利制度增加转移所得及获得所得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扩大基本需求得到公共满足的机会。 首先,弱势阶层的所得提高必须首先通过改善所得与财富分配的制度性变革来推进。同时,应借鉴日本在60年代伴随所得倍增运动,把10年后生活扶助目标定为平均家庭支出60%的经验,与我国目前推进至本世纪末的所得三倍增(实质单位两倍增)政策并行,把仅为平均家庭支出34%的现行生活保护基准也提高到60%。在此脉络下,政府的社会扶助水平也应使相对贫困率到2000年从现在的22%缩小到日本及西欧的6~7%水平。 基本生活需求对策必须考虑弱势阶层的经济负担能力来推进。住房问题应通过大规模供给公共住宅来解决。可积极研究大规模公共住宅小区的建设与廉价供给、谋求利用大企业等财阀持有土地的方案、既有住宅区的开发与整治,以及兼顾交通、环境、便利设施及房价等经济性的中小规模近郊居住小区的大量建设等。 面向弱势阶层及弱势地区的保健设施供给,也应从国民福利的角度大幅扩充。 以我国的经济实力来看,保障最低生活是一项沉重负担,因此福利事业必须分阶段扩大。第一阶段集中努力于满足弱势阶层部门及地区的基本生活扶助与生活需求;第二阶段面向一般大众提升并扩大最低生活水平;第三阶段则通过与国力相称的最低生活保障及所得分配结构的改善,确立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使国民的基本生活不再重回失衡。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为提高国民福利,亟需政府的积极意志与财政支持(从88年占GNP的4.2%增加到2000年11%的水平),并需要国民对此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