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投资过剩重复导致企业不良化时,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负担会达到该投资额的数倍,这一点我们从若干经验性事例中已屡见不鲜。70年代以后在对制造业投资旺盛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内部就是否介入民间投资领域、若介入又应参与到何种程度,曾议论纷纷,也颇为苦恼。 另一方面,民间业界有时强烈期盼政府介入,有时又对政府介入极为批判。进入80年代,我国企业已趋成熟,且在必须面向世界市场竞争的局面下,人们担心政府介入稍有不慎便会使民间经济活动萎缩或受损,因而政府内部、学界、业界对政府介入的批判性视角开始全面浮现。使工业领域投资中的政府介入决定性缩减的划时代契机终于形成。 1986年7月1日,商工部在施行工业发展法的同时,一举废除了原有的7项各行业特别法,仅保留处于幼稚初期产业阶段的航空工业法。 在企业投资理所当然应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由企业自行判断这一朴素逻辑的前提下,果断废除了包含对民间企业活动规制性条款的法令。 如今在大企业间竞争心理驱动下,部分领域再次出现勉强投资的征兆,业界一部分人对“看不见的手”会自行有效适当配置资源这一通念确实感到一丝怀疑。 这恐怕是出于担心会重蹈重化学工业投资调整那段不幸过去的覆辙。 如果如部分人所担忧,重复过剩投资再现并再次给国民经济带来负担,那么理应事先加以规制,也必然需要事先规制的制度性支撑。难道要让自律与开放的政策基调后退吗?应准确判断我国经济现实,从长期视角按领域提出政策方向,使资源配置不被扭曲而合理进行。此外,当前似乎尤其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通过判断自身能力、国内外市场条件、与其他竞争企业的均衡等,朝着适当贡献于我国经济的方向决定投资,从而进一步强化“看不见的手”的立足空间。
1990-07-11 | 金泰俊
[圆桌] 无形之手 金泰俊<商工部贸易委员会常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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