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就业问题必将成为劳动现场的热点议题。政府和企业应扩大职业培训投资,防止失业问题进一步扩大,劳动者也应避免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的过激工资斗争。” 在外界期待其能一举缓解近来劳动政策缺位所带来的焦渴之际,新任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孙昌熙(57岁,汉阳大学法学院教授)表示,为实现就业稳定,劳、资、政三方都应齐心协力提前着手应对。 孙新任院长表示,近来就业问题以高学历失业和技能人力短缺等形式浮出水面,但若仅以大众化疗法应对这类自觉症状,可能会模糊问题的核心;他强调,除劳资纠纷外,从劳动条件、工伤、政治、经济等总体视角加以审视才是可取的态度。 孙院长还表示,韩国开发研究院、产业研究院等国策研究所被指为“御用”的争议,源于研究自主性受到侵害;他表明,在任期内就劳资问题而言,将站在最客观、最中立的立场上充分发挥研究职能。 “日本式的劳资协调,是在劳资自主性和对等地位的基础上,双方共同制定应遵守的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企业别谈判结构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应以劳资谈判的惯例和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制定公正的标尺(基准),这样就能把不必要的纷争降到最低。” 自1966年起在日本从事学术活动17年的孙院长,以实例说明了日本劳资间公正规则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的劳动基准法中没有支付退职金的条款。但由于企业一直支付退职金的惯例,所有劳动者都能领到退职金。另外,公司若要引进机器人等进行生产自动化投资,必须经过劳资协商程序,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也就是说,过去劳资谈判的内容或已惯例化的契约,在出现同样问题时会成为解决的先例。 原本专攻民法的他之所以转向劳动法,据说是因为预见到1962年经济开发计划之后城市集中和产业化推进,下一个问题将是劳动。 孙院长指出“我国劳资关系的问题在于过度受劳动之外情况的动摇”,并诊断称“劳动运动应不受外部influence干扰、保持纯粹,摆脱一味对立与反目的斗争,创造更成熟一层的劳资谈判文化才是课题”。 他说自己最喜欢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并主张劳动政策也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时才具有作为政策的价值。 孙院长精通外语,留学时期曾靠教日本本国及外国人子女英语和日语筹措学费,自学成才。 他在日本留学时学得的吉他演奏技艺堪比专业水平;正如他常说的“柳树比荆棘更好”,周围人评价他性格安静、不勉强。 [宋河植记者] [照片]◇上月22日就任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的孙昌熙教授表示,劳资关系的王道在于沟通。 [韩光熙记者]
1990-07-10 | 宋河植, 韓光熙
[专访]“该确立更高层次的‘劳资谈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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