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都是指参与权力、争取分配到更多权力的一切努力。 国家以强制手段为基础,实行人对人的支配。只是今日的国家与过去的政治团体不同之处,在于它建立在合理的权威之上。国家进行统治所需要的,在人的层面是行政干部,在物质层面是行政手段。封建时代的家臣以自己的私产运营管辖地区的行政与司法。此时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就是处于君主直辖之下的君主的私人臣属。 与身为天职的君主不同,职业政治家是独立行使行政权力的私人所有者。他们与依赖卡里斯玛的支配者不同,并不想自己成为支配者,而是在君主与贵族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效忠君主来维持物质生计。这一类职业政治家只有在西方才能看到。 在此有必要思考职业政治家得以存在的原因。首先曾存在只在被请求时才从事政治活动的副业性政治家,国家高级顾问官或与之类似的咨询机构、君主召来的辅佐官等,都可算是一种副业性政治家。然而君主并不能满足于这种程度的辅佐官。于是出现了幕僚。 随着君主制削弱、近代国家出现,国家开始需要自由的政治团体。职业政治家由此登场。以政治为职业的人有两类,一类是“为了”政治而生活的人,另一类是“依靠”政治而生活的人。通常,为了政治而生活的人同时也不得不是依靠政治生活的人,即把政治作为持续收入来源的人。此时的收入可以有掠获、掠夺、征发、贡纳等多种形态,但其本质相同。政治家不应把自己全部的思考力用于私人营利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与依靠利息生活的不劳而获者是类似的存在。 职业政治家是在君主与贵族斗争的过程中效忠君主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政治上可加以利用的阶级便是职业政治家的典型存在。僧侣是代表性的例子。文学家、宫廷贵族、利息收入者、法律家等也是大量产出职业政治家的阶级。此外,由于政治是由利害关系者运作的,善于为利害关系者妥善处理案件的律师成为职业政治家也并非偶然。 官吏、煽动家和报社记者也大量产出职业政治家。以官吏为例,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得动怒或固执己见地履行”的职务与政治大相径庭,因此道德上具备优秀资质的官吏容易成为低劣的政治家。在官吏构成政治家主体的状况下,便会产生官僚政治。 作为职业的政治带来权力欲。因此职业政治家会产生自己优于普通人的自负。决定政治家命运的是激情、责任感、洞察力这三种资质。这里的激情指对事物的投入,与俄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无益的激愤”不同。这种激情只有在把对一切事情承担责任视为自身理想时,才能使一个人成为政治家。 洞察力是作为政治家的决定性资质,它意味着在事物与自身之间保持距离来观察的能力。“没有能力拉开距离看事物”的政治家理应被处以死刑。 另一方面,政治家的虚荣心越少越好。就学者而言,虚荣心可算是一种职业病,并无太大危害。然而以获取权力为职业的政治家,一旦其努力脱离事物、纯粹成为自我陶醉的对象,就会损害其应有的神圣职业精神。政治家稍有不慎便会只追求权力的外观而非权力本身,那时他的存在就只是为了毫无目的地享受权力本身。这种活动不仅毫无意义,还会带来诸多祸害。 政治家承担责任,意味着心中必须确立某种信念。这也与政治家的伦理问题相通。有些人主张,政治拥有权力这一极为特殊的手段并以强制力为背景,因此伦理要求与政治无关。这里重要的是手段。因为敌对的一方也会主张自己是诚实的、最终意图是高尚的。也就是说,心情伦理与责任伦理是不同的。 认为只要在心情上怀有正确的意图与诚实,就可以对其后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此,以目的使手段神圣化的心情伦理不一定能被正当化。认为善必然产生善的人,事实上作为政治家不过是个孩子。 ◇国内译本=博英社刊 摘要:金东椿(历史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
【照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生于德国埃尔福特 ▲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经济史家 ▲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民经济与经济政策》《以政治为业》(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