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7-10 | 安淳權

东欧剧变、欧共体统合刺激 亚太推进“开放地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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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剧变引发的世界秩序重组浪潮中,多少感到被边缘化的亚太地区,正基于更为现实的理由,浮现出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需求。 亚太地区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圈,基于这一鼓舞人心的现状,“21世纪是亚太时代”的展望一直被广泛看好。然而,严重威胁这一乐观展望的,是因1992年欧共体一体化及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等而加速的世界经济集团化,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进入欧美市场日益艰难的亚太国家轻易达成共识的自救之策,就是强化区域内经济合作。为此,去年11月初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APEC)商定,将继续就目前百家争鸣般涌现的各种构想进行协商。 然而此后,又出现了将进一步激发亚太国家对“地区主义”关注的新变数,即由柏林墙倒塌引发的东欧民主化与德国统一动向等。 对于欧洲局势的剧变,亚太国家中正猛追新兴工业国(NICS)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并未掩饰其复杂心情。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今年6月举行的15国发展中国家(G15)会议演讲中坦言:“我担心苏联及东欧的民主化会把发达国家的援助、投资与金融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东欧地区。”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最近在访问欧洲期间也强调:“如果美、日、欧不进行合作,世界将走向经济、贸易集团化,东亚将日元集团化,这将成为纷争的种子。” 这些言论可视为亚洲人对欧洲高涨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美国的北美中心主义相互呼应、趋向大西洋中心主义的坦率反应。正是这种对欧美地区主义抬头的认识,刺激了“亚洲该走向何处”的亚洲式地区主义构想。 亚洲式地区主义的特点,是带有浓厚的经济战略色彩:在世界秩序重组之中,如何维持并扩大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的推动力。 这一倾向在较晚迎来高速增长良机的东盟国家中更为强烈。反映这一点,这些国家之间正形成共识:相比前景不明朗的亚太经济合作构想,实现东盟区域内经济合作构想更为迫切。即在全球投资转向东欧等欧洲地区之际,一方面谋求亚太地区的合作,一方面首先推进东盟区域内的经济与贸易自由化。 地区主义的季风不仅吹向亚太地区的南侧,也吹向北侧。东盟的战略因其拥有东盟这一联合机构,加之“成员国之间的团结”这种内向性较强;相比之下,韩国、澳大利亚等则明显趋向覆盖整个亚太规模的广泛地区主义。 在澳大利亚政府支持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斯·加诺教授最近提交的战略研究报告《澳大利亚与东北亚的活力》呼吁选择“开放的地区主义”,引起关注。 亚洲各国专家的共同看法是,这种开放的地区主义能否成功,钥匙掌握在日本手中。但对于日本所承担角色的内容及其实效性,看法因政治立场而异。 既有主张日本应在国内市场开放、开发援助、技术转移等方面发挥建设性领导力的积极功能论,也有以经历过日本侵略的韩国、东盟国家等为中心,对日本作用扩大抱有的不容小觑的警戒论。 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的地区战略论最近正逐渐从日本霸权论,转向通过向已走上自立发展道路的亚太国家提供市场、资本、技术、人才等以支援其增长的日本催化剂论,引人关注。 然而,即便日本催化剂论成为主流,正如对韩技术转移吝啬一事所显示的那样,亚太国家难以期待日本具备西德为欧洲共荣所展现的协作精神;因此,最近高涨的亚洲式地区主义会以何种形式为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机制作出贡献,似乎难以断言。 [安淳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