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沉迷登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 1967年我在韩独药品担任广告部长时,作为自然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在全国200余处设立了名山的里程标指示牌,为管理这些指示牌而上山,就此成了契机。虽然已是23年前的事,但当时登山的人还不多,无论去哪里自然都保存得很好。 夏天茂密的绿荫、秋天的红叶、冬季的雪山,足以把我引向山中。恰好与社会上比我年长十多年的前辈李钟学先生(73岁,原大韩日报广告局长)相遇,便勤于周末登山。不过我真正沉醉于登山,似乎是1969年的年初登山。自日本殖民时期起就作为朝鲜山岳会成员活跃的玄源福前辈(科学著述人协会副会长)提议年初到地方登山,我便跟着去了,此后22年一年也没间断,都在山顶迎接新年。 第一次在鸡龙山迎新年时被鹅毛大雪淋了个透,这记忆至今难忘,那段回忆就是我们年初登山的起点。 到本月8日,我已登顶全国94座名山,积累了877次登山记录,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上山上得够多了。雪岳、汉拿、智异山等全国名山没有我们足迹未到之处,但最近为避开众多登山人潮,我开始享受凌晨登山。 李钟学、玄源福两位前辈,学校同窗金在福常务(药业新闻)和我,我们四人每到周末总在山中度过。李前辈二十多岁时患的胃肠病据说是靠登山治好的,因此他把登山视如信仰。如今年近七十,登山时仍健步如飞,十分健康。他常给我们讲许多人生道理并以身作则,我们都像敬重兄长一样跟着他。 玄前辈同样是我们的伴侣,而金常务与我更是莫逆之交。 抛开年龄与学校的先后辈之分,我们在登山中收获的回忆多得说不完。 此外通过山结交的人士太多,其中我常与一东制药的李明焕副社长、东国大学的黄昌奎教授、中央大学的宋溶燮教授以及东亚制药的促销团队为伴。 山对谁都不构成负担,可以自由攀登,因此在山中相识的人自然更加亲近。 不仅如此,海拔700米或1000米的高地,没有人能把你送上去。 凭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力气去攀登,因此要培养自立心与忍耐力,恐怕没有比登山更好的了。 如今因前总统隐居而更为人知的百潭寺住持金度吼法师说:“山这东西,以悲伤的心去看便无限悲伤,以喜悦的心去看便喜悦无比。”金住持说,一切都取决于心念。 有人说进了山偶尔能入无我之境,但只要像山所教给我们的教诲那样凡事郑重,我们大概就不必活得如此复杂、彼此猜忌、争吵不休了。 我每次登山都写下准确的日志,并作为资料保存。例如从出门到抵达、登顶及休息时间、路线等都详细记录。登山时间我有记到分钟的习惯。 因此玄源福前辈给我起了“记录者”的绰号。 这些记录成为使我们的登山安全、准确而愉快的资料。即便去同一座山,也能按时间和距离踏勘新的路线,并能预防万一发生的遇险等状况。 我把通过登山获得的大量资料和社会活动中留下的文章汇集起来,今年春天出版了名为《与山六十年》的花甲纪念文集。书中“走向山的广告人”一节里,东亚制药的孙贞杉社长、申寅燮(韩国ABC协会常务)、李景成(前新闻从业者)、玄源福(科学著述人协会常务)、金明河先生(Cored副社长)等人赐稿,令我十分感激。 因为我格外爱山、惜山、养山,玄前辈给我起了“与山”这一雅号。 除了学生时代喜欢游泳之外别无爱好的我,如今能与山相伴而活,何其幸福。留下许多回忆,我们将永远在山中相见。
[照片] ◇今年春天登道峰山时的笔者(中)。左为玄源福先生,右为金在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