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的租税,是国民为国家运营、国民生活提升及福利增进而自行缴纳的分担金。 因此,租税的制度与行政首先必须是缴税国民能够认同并产生共鸣的。也就是说,任何租税若不合理或违背公平,得不到纳税国民的支持,那么无论以经济增长还是福利提升等何种名义,都不能强加于人;若强行推行,便会成为非民主的税政,并引发国民的租税抵抗。而没有租税的民主化,政治的民主化与社会的民主化也绝不可能实现。 尽管如此,从现行税制的内容看,存在不合理、不公平并引发各种副作用的因素,这些应尽快纠正,90年代的税制改编工作也应以此为焦点。 第一,现行税制中,所得越少的人相对于所得多的人反而承担更高比率的税负,这种不公平的“累退性”很高。也就是说,考虑纳税人综合所得或财产规模及人身状况而适用累进课税的租税(所得税、继承税、综合土地税等)的税收比重仅占总租税收入(含地方税)的14%左右,其余则由不论纳税人人身因素或所得规模、一律(比例税率)按消费金额或财产价额课征的物税或间接税,以及不论个人股东所得规模课征的法人税等构成。在这样累退的税制下,所谓所得再分配的功能或公平课税的理念等都无法实现。 88年卢总统曾特别指示“从所得再分配层面进行税制改革”。像现行税制这样过度的累进结构理应尽快纠正。 第二,各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不合理或过高,以致难以得到遵守,这可以说是我国税制中最大的弊病之一。例如,所得税的综合最高税率(含国防税、居民税)为63.75%,继承税为66%(赠与税72%),这在现实中是难以遵守的税率,不仅引发租税抵抗与租税规避,也同时削弱劳动意愿与企业意愿,甚至造成资本与技术外流现象。不仅如此,税率过高的话,税收进不来,却只会加重无法逃税的诚实纳税人的负担,使不公平课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60年为止所得税最高税率曾达91%的美国,也采取了将其下调至28%的果断措施,其他发达国家亦呈下调最高税率之势。 此外,在增值税税率上,对所有消费或交易一律适用10%的税率也是错误的。设定3%至5%左右的中间税率,依课税对象的生活需求程度实行差别课税更为合理,也能取得减轻平民税负的效果。人们常说我国劳动者的免税点很高,目前60%的劳动者完全不缴税,这是大错。因为这些劳动者在消费其所得时,要负担相当于10%的增值税(实质上与所得税相同),并且视物品而定还要负担最高达200%的特别消费税。(此外还负担附加的国防税) 尤其劳动所得税是源泉扣缴,无从规避,相比逃税余地较大的其他所得,承担着更重的税负。 第三,与税率调整相关需要注意的是课税标准的现实化。因为提高课税标准会带来与提高税率相同的税额增加效果。 特别是,把此前仅为实际价额几分之一、极不现实的土地等财产评估额骤然大幅现实化是错误的,此类工作应与税率上调放在同一视角下处理。 第四,现行税法或税制对于自行申报(计算)制度的民主租税而言过于艰深复杂。税制当局每年都以“简易简便的税制、税法”作为税制改善的招牌口号,但至今在这方面尚未进行任何值得一提的具体工作。 第五,现行税制中,租税的免税、减免或差别低税率课税相当滥泛。今后应为福利制度扩大实施及地方自治制实施等财政需求的增加做准备,重新调整免税及减免税的范围与内容。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与税制同样重要的是租税行政的改善。无论税法、税制多么合理高效,若执行它的租税行政不能妥善运作,其价值便无从发挥,并会把国民对神圣纳税的感情变质为抵抗与被掠夺感。
1990-07-03 | 張在植
[周二论坛] 90年代税制改革方向 张在植<韩国租税问题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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