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6-30 | 金守東

[投稿] 市场开放与产业损害救济 金守东 <商工部产业调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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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围绕历史主导权,东西方正摆脱意识形态这一陈旧框架展开激烈竞争。原本顺利过渡到太平洋时代的预期,在东欧改革、德国统一、欧共体一体化这些变数面前,并未排除回归欧洲时代(Pax Europica)的可能性。如果说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是经济实力,那么今天的经济实力又由什么决定? 我想说,那就是精神、技术与市场。面对以清教徒精神和功利探险精神为基础、凭借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技术而纵横世界市场的发达列强,我们若要超越他们,没有更优秀的精神与技术、更广阔的市场,怎么可能? 此前我们以“饥饿精神”为基础,凭天生的“手艺”,在开放的世界贸易市场中创造了财富。 虽历经曲折,但国运相助,得益于三低现象偿还了相当一部分债务,奥运会这样的大客也接待得体;出于某种期待,连苏联和中国——无论是否只是牵制日本的杠杆——都在向我们靠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德国式统一方案也一度令人期待。 但我们必须正视一次自身的实情。我们的精神、技术与市场,如今究竟处在什么位置? 构成我们精神支柱的企业家精神,是否在创新的最前线(Frontier)燃烧?造就今日经济的劳动精神是否仍在呼吸?消费者精神是否值得自豪? 在人类文明史上,继火、农耕、机械之后正奔向第四次信息产业革命的今天,在这场激烈的技术战争中,我们有什么技术可以拿出来? 当世界走向新保护主义、集团化之时,孤高地走上自主开放之路的我们面前,国内外市场还剩多少?世界市场萎缩带来的孤立,以及连作为产业训练场的国内市场也被丧失的过度开放之忧,难道不存在吗? 面对1990年4月底净外债44亿美元、6月26日贸易收支(通关基准)逆差36亿美元的数字,令人难掩痛惜。 如果说一国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国家经济构成者即政府、企业、家庭的合力,那么作为政府成员之一的公务员,我怀着歉疚之心,呼吁企业与家庭的协作。 此前政府加快国内市场开放的幅度与速度,既有作为先行发展中国家分担世界市场角色与责任的含义,也因为对我国产业的竞争应对力和作为消费者的国民爱国心抱有信心。 然而近来部分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令人难掩困惑。 原以为会在开放的国内市场上高喊与发达国家产品一决胜负、展开技术竞争的我国大企业,其中一部分竟令人惊讶地转为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口商,热衷于进口,令人怀疑其是否放弃了未来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消费者也表现出无节制的消费行为,充分显示了仅依靠爱国心的进口政策之危险。 为在国内市场上正当地与外国产品竞争的国内产业,因外国不公正贸易惯例——即倾销或补贴行为——或进口一时激增而遭受严重损害时,能在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范围内获得救济,政府自今年4月起扩大改组并运营商工部贸易委员会。 但对直接进口本公司产品的企业不赋予申诉权,国内许多企业违背这一原则而丧失了申诉权本身,令人痛惜。是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出了问题?还是认为我们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不行?以企业家精神与劳动精神共同造就的技术产品进行公平竞争而遭遇危难时,政府会守住最后防线。但对修正企业家精神、变身为买办资本家者,已难再期待政府与国民的声援。另一方面,消费者行为是国力增长的基础,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正因为有即便日本首相在电视上广告号召购买外国领带也毫不动摇的日本消费者精神,今天的日本产品才在不断积累技术竞争力。 如今,在21世纪即近的时刻,世界各国的精神、技术与市场正构成巨大地壳变动的核心。武力对决的冷战体制下裁减军备的条件正在成熟,但在贸易战争的现场,保护主义这一“军备”的相互削减保障尚不能断言。面对东欧的变化、乌拉圭回合的进展、苏联的东方政策、日本对亚洲影响力的增大、环太平洋合作体制的萌动,政界的国论协调功能、舆论的警报功能、企业的应变功能的强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归根结底,没有贸易收支的反转,对21世纪的玫瑰色梦想就为时过早。如果我们现在拥有50亿美元的净债权,在与苏联、中国和北韩的谈判中会何等有利? 贸易收支的反转只能靠全体国民的合力来实现,也必须实现。为此,在精神层面首先要通过“新精神”治愈社会病理现象、提高国家生产力;在技术与市场方面,唯有靠官民一体的努力,以创新(Innovation)与发现(Discovery)为基础强化产业竞争力,从而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据品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