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9宣言发表已经三年。 那一年,以所谓“6·10”抗争为顶点,各市中心催泪瓦斯如雾般弥漫之时发出的6·29宣言,无疑是一股清爽的风、一场骤雨。 某茶馆老板写贴出的“今天这样高兴的日子”,至少足以恰当地表达聆听6·29宣言那一刻全体国民的心情。 以6·29为起点,我们社会品尝到了摆脱如在无尽隧道中徘徊般阴郁而令人憋闷的威权体制的畅快。 那也是最终抗争取胜的伟大民权的胜利。 因为6·29宣言的每一项内容,都足以汇聚大多数国民的愿望与愿景。 因此,6·29宣言本身无论是某个人的决断还是投降,都是时代的要求,理所当然只能是历史的所有物。 然而,6·29每过一年,围绕6·29精神的评价及其是否得到实践的争论就愈发激烈。 一方面有人说6·29精神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形地复苏,另一方面则有人主张6·29精神已无踪影,比6·29之前更加恶化的现象不胜枚举。 然而,撇开双方主张的真伪与责任归属,明确的是6·29精神本身已沦为政界党利党略的对象。 批评6·29宣言实践不足的一方是“谁宣言谁去实践”的口气,强调6·29宣言实践性的一方则流露出“要知道是我们发表了6·29宣言才有今天这般局面”式的傲慢,两者交错。 政界对“6·29”的这种价值颠倒,或许正是妨碍6·29精神实践的最大障碍。 “6·29”的实践主体既不是政界,也不是某个个人。正是曾为6·29宣言欢迎与欣喜的我们所有人才是主体。 再度围绕6·29宣言是否得到实践展开争论,无异于遗忘了6·29的真实。 因为即便没有6·29宣言,6·29精神也是当时不可逆转的大势,即使无人去实践,最终也是应当实现的当然之理。 这正是要重新强调“6·29”的所有权者是历史的理由所在。
1990-06-30 | 李炳浣
[记者之眼] “6·29”三周年 〔政经部记者李炳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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