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6-23 | 새뮤엘슨

[萨缪尔森特别投稿] <美国MIT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韩国经济前景阴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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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的奇迹是否遇到了难关?大多数韩国人对这一问题深感忧虑。 在国外,每当看到有关韩国发生的激烈劳资纠纷和学生示威的报道,也会产生类似的想法。 作为长期研究工会活动与经济理论的学者,我想简要概述经济史对强大而好斗的工会的潜力与问题所印证的内容。 恰好一个世纪前,西德尼·韦布和伯纳德·萧怀着为增进国民福利必须有强大劳工运动的信念,展开了费边运动(渐进社会主义运动),并组建了英国工党。 然而此后的经济统计资料并未支持这一期待。费边主义与工党气势上扬的1895年至1965年期间,反而是英国世界经济主导力衰退的时期。这期间英国的经济增长率落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 那么,是否可以说英国以这种相对停滞为代价实现了平等社会呢?并非如此。分配差距依然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 1935年以后的40多年间,瑞典的中间社会主义似乎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相对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更为成功。社会党执政下的瑞典不仅克服了大萧条的冲击,还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瑞典在培育平等主义劳工运动的同时,持续保持了高生产率增长,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暴动和激烈口号的情况下展开的。 但遗憾的是,瑞典的奇迹自1975年以后衰退迹象明显。正如奥地利和新西兰那样,瑞典实际个人收入的世界排名开始下滑。西德、瑞士等国正在超越瑞典或荷兰这些把约50%的GNP作为税收征收的福利国家。 与韩国的情况关系或许更密切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协同主义与工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墨索里尼试图在意大利建立企业联合国家,是极大的错误。 独裁者佛朗哥也通过控制企业和工会,使西班牙经济长期沉睡并陷入停滞。西班牙自1975年以后得以发展,是因为放弃了陈旧的强权统治,开放社会,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与近来的韩国关系更为紧密的,应是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等南美的民众主义。1945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潜力远远超过1975年的韩国。然而随着标榜民众主义的劳工阶层掌权,断然推行大幅提高实际工资的法律修改,一切都化为泡影。 独裁者贝隆及其后继者借法律之力,一次性将实际工资提高了40%。其结果是带来了超级通胀和生产率萎缩。 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经济学留下了以下宝贵教训。 第一,平均实际国民收入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平均生产率。印度工资低,与其说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因为印度人口过剩以及熟练劳动者和技术的不足。 第二,混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市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不是任其恶化至最坏状态。工会好斗的集体谈判无法成功纠正不均衡。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指令或管制同样不会成功。成功的收入再分配大多通过税收及政府支出来实现。处于经济开发初期阶段的国家应恰当运用这一财政政策手段。 第三,试图改变蛋糕分配方式的雄心尝试,遗憾的是往往会缩小蛋糕本身,成为阻碍增长的因素。 第四,经济繁荣犹如柔弱的花朵,在政治混乱与无秩序横行的氛围中会迅速枯萎。投入的资本极度厌恶恐怖,因此在暴力横行的氛围中会大幅萎缩。 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未实现其自我宣称的目标。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你们除了束缚自己的锁链之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然而这句话最终被证明是错的。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数以亿计的东欧人和亚洲人痛切地认识到,他们失去的远比市场经济造成的束缚更多。他们在压迫与贫困中生活了70多年。 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给韩国以教训。在1948年共产党政变发生之前,捷克享有民主主义和较高的生活水平。 过去40年,捷克只是浪费了时间。命运翻转,重新夺回了民主主义。如今能否重新学习市场经济,建设有人性的社会? 韩国比捷克幸运,也可以抱有幸运持续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