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苏会谈虽已成功举行,但问题从现在才开始。我们认为,如今是以更宏观、更成熟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苏联这一整体的时候了。 出发点与戈尔巴乔夫的对内经济改革相关,即与改革重建相关。戈尔巴乔夫为推进改革重建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或许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按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设想,他大概会以西德提供200亿~300亿美元、日本提供300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等方式来筹措改革重建的费用。 然而首先,或许在马耳他会谈上已被提及的、尤其是为了今年6个月的过冬而急需的消费品资金,可能就需要100亿美元。其中会落到我们身上的数额尚不可知,但苏联或许正在要求30亿美元左右。对戈尔巴乔夫而言,这可能是关乎政治生命的严峻问题。 本次美苏会谈中,美国在与苏联的通商协定或小麦出口问题上作出了妥协,但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最为期望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实际上,这与美国对中国延长并允许最惠国待遇形成对照。对苏联而言,马耳他会谈之后,它一直在所有权法、土地基本法等方面作出对内经济努力,以接近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它决定放弃国家计划经济,开始大规模转向市场经济。苏联的经济改革方案决定,到1995年分三个阶段接近市场经济,即“准备期”(1990年)、“形成期”(1991~92年)和“发展期”(1993~95年)。 韩国的对苏接近也无法脱离西方的接近方式。马耳他会谈上西方的要求,其要点是:如果苏联需要西方经济,苏联本身的对内经济体制就必须对外部世界作出“适应”。此后苏联作了很多努力,现在也在迅速推进。 然而1917年苏联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正面拒绝了资本主义体制,此后70余年间形成了非资本主义的体制训练与社会体制,因此要一朝一夕逆转过来、在短时间内适应曾被拒绝的资本主义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恐怕在这一点得到确认之前,西方对苏联的正式投资在内外条件上都只能是不可能的。 苏联虽高呼开发西伯利亚,但苏联自身却在抵抗。因为从中央经济来看,若把苏联所没有的资源投入到可能耗时100年以上的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西伯利亚开发上,结果就是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俄地区要挨饿。中央经济核心成员中的一部分人主张暂且放弃西伯利亚开发,原因正在于此。苏联自身都没有认真开发西伯利亚的意志,别国是无法替它开发的。 事实上我们在海外赚钱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越南战争这一阶段,第二个是进军中东,尤其是沙特。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了解到据称对此次韩苏首脑会谈有所贡献的舒尔茨和温伯格团队,实际上正是过去我们进军中东时动员韩国、推动建设代行的主角,就会明白这绝非偶然。 然而问题在于,曾为沙特军事设施做设计的美国,这次却在为自身的财政赤字而吃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独自进入近乎混乱的经济风险地带。相反,我们对苏联的贡献,首先似乎应是输出能够帮助苏联经济改革的韩国头脑。事实上,只要西方的资金不进入,我们就没有可以从苏联赚回的资源。越南如此,中东也如此。在中东其实也是从五角大楼设计的沙特军事设施的分包中才赚到钱的。如今西德表示,若能以把“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之内为条件交换,西德愿为改革重建拿出数百亿美元;日本也表示,若苏联在北方四岛上让步,同样愿拿出数百亿美元——这正是我们可以做生意的对象。 只有这些资金投入进去,我们的经济才会产生进入苏联的经济余力。我们认为苏联也不应过高评价我们的经济。正如中共研究过我们的经济计划一样,苏联若要从基础学习资本主义体制,首先应学习韩国的经济史。 我们认为,这也可以成为我们面临的课题、成为能够发展韩苏关系的基础性韩苏关系内容。我们自身既没有作出过度反应的力量,也认为苏联对韩国经济评价过高。 最后,我们的北方政策最终目的首先是促使北韩修正或缓和其对南政策。若苏联没有制约北韩问题的政治力量,这也会成为问题。我们之所以推进与苏联的经济合作,是因为期待苏联拥有能使北韩发生政治变动的力量。 如今若北韩借助苏联技术、亦即同类的东欧技术拥有了核弹,这就等于苏联在愚弄南韩,也可能成为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北方政策的因素。
1990-06-19 | 李基鐸
[周二论坛] 韩苏会谈之后的北方政策 李基铎<延世大学教授·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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