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以形容上世纪80年代的说法中,有“烈士的时代”一语。即便不论光州的牺牲者,在第五共和国统治期间,因抗拒独裁而死去者、被不当杀害者,以及以死亡作为反抗极端权力压迫手段者,竟多达50余人,因此才会有这样的表述。另一方面,给80年代冠以这一名称,或许也包含着朴素的期待——希望“烈士的时代”随80年代一同终结。 然而数日前拿起晨报,不能不令人震惊。因为看到了大邱一名高中生,而且是一名柔弱的女高中生跳楼自杀的报道。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名年幼的学生作为学生会干部,曾数次主导要求全教组合法化及被解职教师复职的示威和集会,因此长期受到校方及部分教师的“冷遇”,而这正是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当然,若将此视作并非新鲜事而一笔带过,或许什么都不算。若责怪这名年幼女高中生因这点事而悲观的敏感,心里也许会舒坦些。但若她的死源于政府两年来对全教组“真教育”主张的漠视所体现的固执与不健全的独断,也就是说若她的死本可避免,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她的死视而不见。倘若贯穿已逝80年代的烈士行列,在大学生、劳动者、农民、城市平民之后,延续到我们可爱的儿女身上,岂不更是不能视而不见之事。 我们正生活在巨大变化之中。昔日敌对国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互称“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国政府也对与直到昨天还被指为6·25责任者和大韩航空客机爆炸事件罪犯的苏联建交,表现得比苏联更为急切。事实上,我国国民中不少人将这种对苏建交姿态视为丧失自尊心的低姿态外交。 既然如此,政府为何拒绝国内的变化?为何不愿对国民展现低姿态?随韩苏首脑会谈消息一同传来的一名女高中生之死,正抛出这样的疑问。
1990-06-10 | 金台植
[圆桌] 一名女高中生之死 金台植(国会议员·平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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