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6-10 | 金泳鎬

[寄稿] 天安门广场的政治经济学 金泳镐 <庆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初夏的天安门广场上,或许是因为广场的辽阔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潜在可能性,或许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悠久遗产,与韩国截然不同的从容气息洋溢其间。但同时,或许是因为去年此时天安门事件的余韵在一周年之际重新泛起,或许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退潮气氛中、在共产党一党支配下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局限,一种与初夏清新格外不同的政治经济不安也在弥漫。这种从容与不安,在此次北京的多场研讨会上、在观光途中都能一样地感受到。或许可以称之为飘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从容与不安的政治经济学。 由中国国务院直属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亚洲·太平洋技术经济合作研讨会”,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首都宾馆举行。自5月21日起为期三天,来自16个国家受邀的30余名发表者分为世界经济部、东北亚部、东南亚部等分组发表与讨论。中国方面有马洪、肖向前、程玲珠等知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的特点是追求技术与经济结合的逻辑,并在此逻辑之上探索亚洲·太平洋的合作秩序。对中国而言,正试图通过一定程度地引入市场经济来提升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并强烈执着于以作为生产力基础的技术为焦点来推进经济合作。 笔者从一开始就被介绍为“黄海经济合作概念的发明者”,实际上强调黄海经济合作必要性的、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拙作已有数篇被翻译介绍。由于这样的氛围,笔者着重于把黄海经济合作论重构为技术与经济结合的逻辑,并作为技术与经济联结的逻辑具体提出了井水效应论。所谓井水效应(spring effect),是相对于日本回力镖效应概念的替代概念,是把实学者朴齐家先生曾应用于产业的思路再应用于技术。井水越汲取,泉眼中越不断涌出清水,使井更加活跃;技术也是如此,技术转移越多,就越会带来产品的返销进口,而返销进口又带来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以及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效率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研究开发投资,结果以技术汲取(tech pull)与研究开发促进(R&D push)的良性循环激活技术之井——这就是该机制。笔者把已钻研数年的概念,此次带着计量分析结果作了发表。在近现代经济史上,先进的英国与后发的美、法、德之间的贸易,英国始终是逆差,而通过以技术转移填补该逆差,后发国的技术发展与英国消费者福利得以同时满足;这一机制在战后美国与后发的日、德等国之间进一步扩大。然而在日本与东亚各国之间,贸易逆差不断累积,并存在一种以技术武器化来持续扩大这一格局的技术黑洞。若韩、中、北韩、台湾等不团结共同应对,就有被卷入这一黑洞的危险。因此,需要以井水效应论为基础,把黄海沿岸的工业化与日本的消费者福利联结起来,进而同时追求黄海沿岸各国的和平恢复与日本的开国的战略。 然而日本方面的参加者一致以日本海外投资增加、制造业进口增加、ODA增加等为依据,强调日本的积极贡献。他们指出,凭借日本的合作,东亚的高速增长得以持续,其结果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这种立场与笔者的见解尖锐对立,气氛紧张。休息时间,一位日本方面的参加者说“金先生,这不是反日主义吗”,笔者回答说《不,这是亲日主义。为了日本的消费者、劳动者和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先生也应该参与进来啊》,大家一起笑了。 大会最后一天,与会者被引导至天安门前的人民大会堂,与副总理姚依林举行了座谈。笔者被安排在第一排的重点座位,可以面对面交谈。 笔者提出了大意为如何展望黄海经济合作可能性的问题。对笔者而言,这是一个含有诸多寓意的提问。白发苍苍的老副总理笑着,却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笔者作答。其回答极为含蓄:特别为某一方建立封闭性的合作体是有问题的,但在开放立场上朝着增进相互平等与相互利益方向的合作,岂不是可取的。 研讨会内容与副总理室的座谈内容,被人民日报和CCTV多次大幅报道。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邀请研讨会上,笔者再次以从黄海经济合作论连接到“井水效应”论的论旨为中心作了发表。同行的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秦鸿祥主任持以辽宁省开发的一环强调黄海经济合作论的立场,话题自然只能从该问题开始。笔者指出,日本过剩贸易顺差的长期持续最终导致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于是日本试图把东亚纳入日本集团,若此举成功,世界经济的集团化将进一步被刺激,21世纪或将成为集团化的时代;因此在黄海由韩、中、北韩、台湾等合作阻止日本的集团化,正是阻止世界经济集团化之路。 技术经济学大家李京文所长问,对于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展望如何看。笔者回答说,只有当能够以黄海合作打破日本单方面顺差结构的持续机制时,这或许才会成为可能。并补充说,引进使用日本技术的各国的技术消费主义,与长期受日本生产者中心主义困扰的日本消费者的消费主义相结合,东北亚规模的消费者主权的确立,岂不是能使开放的亚洲、均衡发展的亚洲成为可能。对方请笔者在芳名录上签名,笔者写下“21世纪世界经济新秩序始于黄海经济合作秩序的建立”并署名,众人拍手大笑。回国前夜,笔者与中国方面人士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谈笑。对方问在中国感受到了什么,笔者说,过去中日复交时日本打算支付赔偿金,当时的周恩来总理说把日本整块国土都给了也不够,不如一分不取予以宽恕,那种气魄如今不太感受得到了。他们默默走在广场上,点着头。 笔者则一边想着中方的广域中国经济圈(CEC)构想,一边怀着这是否是一种新中华主义的疑虑,默默地走过广场。 在回国的飞机上俯瞰黄海,笔者想到了韩苏迅速接近而波涛涌动的东海。西海、东海与南海是连为一片海的,从这一点看,西海合作岂不是与整体合作结构具有连锁关系。然而黄海的波浪似乎在传递这样的讯息:把韩国的休战线变成经济合作线,比什么都更应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