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苏建交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合作扩大,预示着过去“冷战时代”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形成的世界经济圈,将按照后意识形态时代的面貌重新改组。 特别是韩苏经济合作的扩大,也提示出一种可能性:在以经互会(COMECON)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圈向以美国和日本为领头者的太平洋经济圈靠拢的巨大潮流中,韩国将扮演连接环节的角色。 首先,韩苏建交和经济交流扩大,是光复后韩国经济外交史上不亚于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巨大转折点。1965年的韩日邦交正常化,是在“现代化”旗帜下推进摆脱绝对贫困的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过程中,因资本与技术极度匮乏、经济发展面临搁浅危机,为引进日本资本而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通过明确我国经济归属于美日资本主和经济圈,来谋求经济发展。 相反,对苏经济交流则说明这样一个现实:韩日建交后我国所属的资本主义经济圈,已难以容纳体量变大的韩国经济。这是为摆脱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依附以及依赖美日的经济结构而作的挣扎。当然,现阶段有人说韩苏接近源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需要,但日后的经济史家将会记载:安居于资本主义经济圈内的韩国感到仅靠对美日市场出口存在局限,遂摆脱几近国策的反共意识形态,着手开拓新的苏联市场。 事实上,此前韩国经济的问题,对内可归结为财阀支配型经济结构与房地产投机,对外则一直被指为依赖美日的贸易结构。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我国出口的38%和18%、进口的22%和33%。因此说我国经济完全依附于美国和日本也并不夸张。美国市场一旦萎缩,韩国出口就会元气大伤;日本若不提供主要零部件,大部分品目的生产就得停止。 技术也完全依附于美国和日本。以1989年为例,按国别看技术引进件数,日本占51.7%,美国占25.5%,两国合计超过四分之三。不仅贸易结构,在技术方面对美日的依赖度更为严重。加之美国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日本则把韩国视为竞争对手国,都不愿转让技术。 而且对于原油、天然气、木材、烟煤等主要能源及资源几乎全部依赖海外进口的韩国而言,从战略层面上也极有必要实现引进来源多元化。 对苏经济合作的扩大,可以成为解决韩国经济依赖美日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契机。 首先,尽管说苏联经济困难,但其进出口均超过1000亿美元,是世界第五、六位的贸易大国。此外,虽因急速的经济开放出现了进口货款支付延迟的情况,但其在西方银行存有140亿美元,还持有300亿美元的金块。因此,若韩苏经济合作顺利推进,预计苏联将在今后两三年内跃升为继美国、日本、西德、中国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国。这显然将成为化解我国依赖美日贸易结构矛盾的契机。 此外,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拥有高水平国防科学技术的苏联,与美日不同,表示愿意乐于提供可转为民用的技术。苏联联邦商会副会长戈拉诺夫已提议提供100项技术和25项专利。对于因技术处于劣势而被美国和日本牢牢束住手脚的韩国而言,通过与苏联的经济合作,可以获得摆脱技术上依附美日的契机。而资源领域的合作,则成为弥补“资源贫国”不利处境的立足点。 从国际经济层面看,韩苏经济合作预示着新经济秩序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大致分为以左右拥有日本和西欧的美国为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圈,与以苏联为宗主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圈,这种经济秩序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然而进入70年代后,以美中邦交正常化为契机开启了缓和时代;进入80年代后,太平洋沿岸国家间的贸易额超过大西洋贸易,太平洋经济圈的萌动被预见;欧共体国家则以1992年为目标推进欧共体一体化,此前以美苏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圈已显现出将被彻底改组的迹象。 特别是太平洋沿岸国家间的合作,由于世界最大经济大国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日本,以及高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国(NICS)和东盟国家均位于这一地区,主流观测认为其今后将主导世界经济。但事实是,迄今为止由于彼此政治、经济利害关系存在一些分歧,加上苏联和中国态度不够积极,只是预告了巨大的可能性,并未取得具体成果。在此时点,韩苏建交及经济合作扩大将提前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合作,尽管不是像欧共体那样的完全一体化,但预示着亚太经济圈的萌动。 韩国企业正与苏方洽谈的大规模项目中,也有许多是在资本技术领域与美国企业合作的方式,因此韩苏经济合作扩大预计将加快韩美日苏四国间合作的扩大。 这意味着此前一直被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经济圈,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圈的崩溃而改组为亚太经济圈与欧共体。 此外,若韩苏经济合作扩大、太平洋经济圈更加活跃,那么不仅中国,朝鲜也打开开放之门、希望参与亚太经济圈,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记者 崔性范]
1990-06-08 | 崔性範
引发东北亚新秩序地壳变动的韩苏首脑会谈 <3> “脱意识形态”亚太经济集团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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