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6-03 | 金成勳

政治·对外关系 对外积极开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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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之后,一度在中国各地重新高调出现了诸如“永远不忘阶级斗争”这类文化革命时期的大字报。但如今已褪色,只在乡村学校的墙上隐约残留。不仅如此,过去一年间轰轰烈烈推进的对党干部和官僚的理念思想教育,如今热度也已消退。而一度声势凌厉推行的对赵紫阳一系的全国性清理工作,也给人不知不觉即将收尾的印象。 特别是天安门事件时强硬镇压的主角军部,已牢固整编为杨尚昆、迟浩田体制,京乡各地党、政、学各领域的整肃也给人基本完成之感。也就是说,江泽民、李鹏之下的新政权正在扎根,其征兆随处可见。进而,天安门事件前后强化的经济(收缩)调整政策又在缓缓转向刺激增长政策,收归中央政府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权限也开始一项一项地还给地方政府。 据近期外电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13期七中全会)预计将在亚运会之前提前召开。这是因为判断对内政治用的理念教育与思想教化已取得一定成效。这意味着过去赵紫阳、胡启立等人所持的中共党政治局常委席位以及重要党职,如今可以在没有太大阻力的情况下,按邓的意向以江、李为中心的人事来填补。 更重要的原因似乎在于,既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今后便要积极改善因天安门事件而恶化的国际环境,并主动应对急变的国际形势。 对于一度以多米诺方式展开的东欧圈变革与苏联政治民主化现象,中国当局只能采取保守态度。因为这等于遭遇了一种内忧外患。对把政治稳定列为首要课题的中国领导层而言,苏联与东欧的变化势必会加速国内知识层与学生的政治改革要求,不可能不加过滤地接受。其结果便是不相称的“中朝紧密化”。这从一开始就是“矛盾”。因为加强与连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都回避的北韩的关系,虽可视为革命第一代之间的友情表示,却与中国的官方路线相悖。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对韩国的背叛——韩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克制谴责六四事件、并持续加深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国家。在亚运会前夕,以“政经分离”这一牵强的伪装,把相互“贸易办事处、领事关系”的设立讨论搁在一边,只推进不定期航线开通、共同客轮运营等,这本身就是“矛盾”。对于在政治压制的水面之下仍持续强化与台湾关系正常化、至少加强经济合作努力的中国政权而言,韩国牌的重要性或许正在相对下降。 就在此时,韩苏首脑会谈突然实现。一向主张东北亚圈经济合作的中国,如今对此前消极的韩中关系,不可能不以某种形式发出变化的信号。 因为在急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国内政治依旧紧握不放,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则积极推进,这才是现阶段中国所能选择的最能兼顾实利与名分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