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钟宰特派员】本月17日在香港总领事馆会议室召开的驻香港韩国商社人员聚会上,到场的40余名驻香港及驻北京人员中,没有一人愿意先开口。所有人都回避发言,一段时间内只有冷冰冰的沉默,是一场奇怪的会议。他们的态度是:“没有一件事办得顺,说了又有什么用。” 过去3年多来,不仅是他们所属的总公司,在全体国民关注下持续升温的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最近已完全冷却。国内商社人员如今把每隔1个多月召开的这类会议视为空洞的例行活动。 韩中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减少达26%。而且看不到任何突破口。驻香港的中国商社人员没有提出接触,总公司的对中国投资热情也已冷却。 对中国出口在今年第一季度锐减达33%,对中国进口减少17%。 对于韩中经济合作如此迅速萎缩的原因和背景,驻香港和北京的商社职员的解释十分简单:“因为没有讨论两国合作方案的协商机构。”在没有正式协商机构的国家里打拼,就如同没有武装就上了战场。 双龙集团香港负责人安庆濬常务表示:“如果政府对韩中关系放任不管,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去尝试接近。彼此只是期待膨胀,随后产生的失望反而使双方的隔阂加深。要把韩中经济合作从现阶段提升一个层次,我国政府必须表现出无论如何都要把长期拖延的贸易办事处设立问题了结的姿态。” 由于两国间缺乏正式协商机构,国内企业在中国遭受的不便不止一两件。国内企业不仅因未建交国的缘故,相比日本、香港、台湾等竞争国被课以歧视性关税,而且即便设立了北京分公司,也拿不到分公司人员的长期居留签证,每逢有事几乎要靠乞求才能获得延期。被派往北京分公司的人员不能携带家属,生活极不稳定。 只能拿到允许居留2个月、3个月签证、在北京分公司工作的三星物产北京分公司社长金柄厚表示:“商社人员最大的困难是居留问题。在香港和北京之间往返,工作无法保持连贯性。” 尤其是国内产品对中国出口时受到的打击极为严重。我国是中国世界三大歧视对象国之一。与南非共和国、以色列等一同,依商品种类被课以5~10%的歧视性关税。也就是说,我国要向中国出口,必须比其他国家缴纳更多关税。这直接导致竞争力削弱,最终使国内企业对中国出口不得不减少。 部分电子产品方面,国内企业被课以35%的关税,而日本等竞争国只需缴25%。钢铁产品方面,国内企业缴11%的关税,其他国家只需6%。因歧视性关税,国内企业在中国整体上遭受10%以上的竞争力削弱。 三星物产金社长这样说明近来对中国出口的困难:“电子产品出口事实上已中断。因为根本无法竞争。与日本产品相比,同去年年底相比,竞争力至少削弱了20%以上。” 成为韩中经济合作最大难关的韩中贸易办事处互设,为何一年多来仍未取得明显进展?这其中韩国和中国双方都有各自的处境和责任。 首先,中国方面不能不顾及唯一对中国政府6·4天安门事件流血镇压表示支持的盟邦——北韩。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香港贸易馆馆长柳骏相分析说:“从中国的立场看,如果按韩国方面的要求谋求政治接近,恐怕会担心北韩会有何反应。中国最大的盟邦是北韩。中国似乎还把我国与台湾的关系作为推迟开设贸易办事处的理由。” 当地相关人士一致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方面也有问题,但贸易办事处开设推迟的更大责任在我国政府一方。双龙安常务表示:“不能把中国放在与苏联、东欧相同的标准上进行交涉。与苏联、东欧不同,中国不得不考虑北韩。在截至去年5月两国之间往来的贸易办事处开设谈判中,我国政府主张在优先开设贸易办事处之外,另行缔结领事协定,固执地要把贸易办事处开设与领事关系挂钩。与此相反,中国方面提议先开设贸易办事处,由该贸易办事处办理签证发放等领事业务。两国分歧未能缩小,谈判破裂。”他并指出我国政府的勉强之处:“如果接受中国方面的提议并持续接触,到现在恐怕已能推动政府原本意图的某种程度的邦交正常化了吧。” 此外,对中国经济合作渠道的混乱也必须明确指出。韩国起初推出大韩贸易振兴公社作为对中国经济合作渠道,随后又推出国际民间经济协议会(IPECK),这两个团体争夺主导权,令中国方面的伙伴北京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不知所措。 这一点在会见北京CCPIT高层人士后得到了明确。北京CCPIT对外联络部长钟敏表示:“如果韩国方面整理好基本立场、确定伙伴后前来要求谈判,我们随时愿意再次接触。”这暗示了此前两国贸易办事处开设推迟原因的一端。 对于要求向中国让步的主张,“我们难道只能被中国方面的要求牵着走吗”这样的说法也并非全无说服力。 但明确的一点是,有人指出,唯独我国政府偏偏只对中国坚持把贸易办事处与某种程度的邦交关系挂钩,并不妥当。我们与苏联、东欧等开设贸易办事处时,完全没有包括建立领事关系等内容。尽管如此,与苏联、东欧地区各国目前已发展到正式外交关系。 有意见指出,围绕政府这种对中国的接近方式,存在“政府试图从政权安全的层面来处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建立”的看法,政府必须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香港和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我方决断的迟延,有可能使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时机再一次错失。当地相关人士分析说:“曾有两次可以全面推进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机会。”一次是去年5月北京CCPIT访问韩国、达成具体意见接近之时;另一次是尽管遭到各国谴责,国内企业仍参加了6·4北京事件后立即举办的北京博览会之时。这一绝好机会因政府内部的主导权争夺战和判断失误而丧失。当时参加北京博览会的双龙安常务表示:“中国方面对国内企业的参加非常感谢。私下会面的北京市长说韩国给中国保全了面子,还请求长时间叙谈。”为使第六共和国政权作为招牌外交所强调的北方政策取得实效,现在已到了对中国渠道开设不能再推迟的时点。
1990-05-30 | 李鍾宰
韩中关系 先从设立贸易办事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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