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据悉,政府将全面重新调整适用于财产税、登记税、取得税、继承税、赠与税及转让所得税等各类财产相关税种课征的财产(独立住宅、店铺建筑、一般大楼等)课税时价基准额,大幅上调(现实化)至实际时价的50~80%水平。将课税上的财产价额尽可能定得接近现行时价,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可争议的应有之举。 然而重要的不是财产的课税基准价格,而是据此计算出的税额(税负额)。财产相关税金是以该财产价额为基础的课税标准乘以税率计算的,因此作为课税标准基础的财产价额(课税时价标准额)与适用于它的税率,从来不能分开考虑,必须一并调整和确定。坦率地说,财产相关各税,尤其是作为地方税的财产税、登记税、取得税等的税率,是以确定税率当时未现实化的(即远低于时价的)课税时价基准额为前提确定的。因此,若大幅上调当时未现实化的课税时价基准额,与之适用的税率也须一并调整(下调),才能维持适当的税负。当然,若此时上调税率本身以引导税负上升,则属另一回事。 我国宪法规定税目与税率由法律(国会制定)确定,从而明示了国民税负只能由国民代表机关国会决定这一法治国家大原则——租税法律主义。只是从法文表述上看,仅“税率”须由法律确定,而“课税标准”、课税对象及纳税义务人等其他课税要件似乎无须由法律确定,这是错误的,课税标准理应与税率一样由法律确定。而地方官署首长或内务部长官随意大幅上调作为课税标准基础的财产价额,显然违反租税法律主义,因而不能不说是违反宪法。不过,尽管无论如何都是错误之举,若像以往那样在小幅范围内逐步上调,则认为不会有大问题。 2 对此,本栏曾多次强调,应在与税率相协调的前提下推进财产价额的现实化。也就是说,并不反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需要或抑制财产占有等各种政策目的而上调财产相关税金负担,而是主张这种上调或下调不应由“行政机关”的决定作出,而应通过取得国民同意的“国会”立法来实现。而且即便通过国会立法上调负担,也不宜如政府现在所意图的那样“一次性”“大幅”上调,那样多方面都不好。 上次对土地的课税时价基准额,以首尔为例平均一次性大幅上调62%。由于土地财产税改为综合土地税,税率结构变为累进制,据推算按个别土地情况有的上调了2倍乃至10倍;但由于相关纳税通知书尚未实际发出,现实中的税收抵抗或对政府的不满还未显露,一旦纳税通知书发出(10月),预计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将很大。 政府的施策与行政中,没有比税收政策和税收行政更难的。因为对于税金没有具体的、个别的回报。例如,我们承担着世界最高水平的电费,但因为由此获得具体的、个别的电力供应,所以不会像对税金那样出现大的抵抗。然而,我国的租税负担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特别高,税收抵抗却很大,原因在于纳税后得不到个别对应的回报,因而产生被剥夺之感。这是因为人们在受到以国防和治安为首的众多国家保护与帮助的同时,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政府不应仅以国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一笔带过,而应把这样的现实条件当作“既存事实”接受,尽可能努力不引发税收抵抗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这才是明智而有能力的政府应有的态度。 笔者想向政府当局者建言:朝三暮四的寓言,也可能是明智治民的智慧。
1990-05-30 | 서울경제
[社论] 建筑物部分课税标准大幅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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