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策当局曾扬言,只要搁置实名制、仅强化部分企业扶持措施,经济的“危机”局面就能轻易化解,并因此安逸度日;如今却迟来地更进一步,称局势为“总体性难局”,为推出大剂量处方又折腾了一番。 对国民而言,总体性难局仿佛是某一天突然到来的,惊讶也因此格外强烈。 难局、危机之类的说法此前也常被提及,但当局始终态度从容,并不急于制定对策。而这样的政府某天突然宣布,我们正处于总体性难局之中。 对经济形势的诊断与处方再次错失时机,结果只是加大了投药剂量,却使药效减半。 我国经济果真是某一天突然陷入总体性难局的吗?绝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国经济陷入总体性难局,那绝非突发现象,而是经过漫长时间缓慢演进的结果。经济开始严重下滑早在一年前就已出现,至少从去年下半年起已相当明显。许多人对此提出警戒,力陈制定对策的必要性。然而政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视为无关紧要。因此政策制定总是姗姗来迟,即便出台也是不温不火。结果政策形同虚设,丧失了可信度。总体性难局并非某一天突然发生,只是政府当局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而已。 那么,政府当局为何至今未能察觉,在制定对策上一再拖延,并在建立有效对策上屡屡失败?这其中显然有其缘由。否则不可能在火烧眉毛之前如此泰然自若。 事实上,若事态已到总体性难局的程度,首先的问题就是此前未能制定适当对策。再者,若已努力制定政策却毫无效果,那也是问题。无论哪种情形,都使经济政策沦为毫无用处之物。如此一来,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国民信赖这样的经济政策还能做什么?无论如何,这意味着我国的政策制定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2 许多人指出经济不况、谈论危机,政策却不予采纳,首先说明政策当局一直无视国民舆论。若非如此,则可说是政策当局者一味图省事、贪安逸。这意味着在民主化过程中,政策当局反而不倾听舆论,采取了确保自身权限的独断态度。 政策制定拖延的理由,或许可以推托为有关经济情势变化的情报不足。但这说不通。如今经济情报十分丰富,而且当局还拥有名目各异的多家经济研究所。那么,政策之所以拖延,或许可以说是因为不懂如何正确解读情报。这归根结底说明经济理论的贫乏。 若不是经济理论贫乏,便可说是当局对经济理论断章取义、为己所用。可以说,当局并非依现实恰当运用经济理论,而是为使政策合理化并为之辩解而随意加以利用。例如,在不况正日益加深的过程中,当局为使安定政策正当化,却强行推行“不况不可避免”之类的政策,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其结果终究招致了今日这样的总体性难局。这是不懂各种政策手段之间也有优先顺位和先后步骤的做法。 政策当局似乎在说,尽管因政策失败而陷入总体性难局,但今日的经济政策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强有力,因此不应把全部责任归于政策当局。这可以说是在表示,民主化之风使政府的立场被削弱。当然,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若如此,便等于说在民主国家经济政策几乎无用,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在民主化的社会中,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地方,经济政策同样有效。民主化时代经济政策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只能归咎于政策制定者的缺乏诚意与无能。 无论理由如何,若在经济陷入总体性难局之前政策制定机构都未能发挥应有功能,那么政策机构本身也有问题。照此下去,不知何时又会陷入总体性难局。为克服难局,对政策制定机制本身也需要诊断与手术。
1990-05-26 | 서울경제
[社论]漏洞百出的政策制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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