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5-15 | 李英旭

[名著十分钟] 彼得·比格尔著《先锋派理论》 对当代艺术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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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艺术(达达、未来派、超现实主义艺术)是市民社会艺术的自我批判。这里所说的自我批判,与单纯在某一体系内部进行的批判不同。所谓自我批判,比如说,不是用一种宗教的观念去批判另一种宗教的观念,而是与相互争斗的各种宗教观念保持距离而作的批判,也就是对宗教制度本身的批判。 在艺术领域同样可以适用这一原则。如果说莱辛批判模仿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德国作品属于体系内在的批判,那么与之相区别的自我批判,正是针对整个艺术制度的批判。可以说是前卫艺术中最激烈的运动的达达主义,不仅批判此前的艺术潮流,也对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制度加以批判。 这样的批判并非始终可能。只有当自我批判得以成立的历史条件形成之后,这种批判才会出现。在市民社会中,艺术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而这一位置正可以用“自律性”这一概念来最好地理解。也就是说,自律的艺术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从文化体制中分离出来,并且等价交换这一下层结构的意识形态渗透其中,才得以确立的。在欧洲,18世纪末,立足于自律性这一功能方式的艺术制度已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体系完全形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自我批判由此开始。诚然,到了这一时期,自律艺术的制度已经充分形成,但在其内部仍然有带政治性的内容,即与该制度的自律性相违背的内容在起作用。只有当这些内容也抛弃政治性格、艺术只想成为艺术本身的那一刻,艺术这一部分体系的自我批判才成为可能。达到这一阶段是在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 进入这一阶段后,制度与内容趋于一致,社会性的无功能性作为市民社会中艺术的本质显露出来,艺术的自我批判由此产生。 欧洲的前卫运动可以界定为对市民社会艺术的反抗。在这里,被否定的并不是既有艺术的本质,而是脱离了人的实际生活的艺术制度。因此,前卫主义者所说的艺术必须重新变得具有实践性,并不是指艺术作品的内容必须承载意味深长的社会信息,而是针对与内容层面不同的另一层面,即决定作品影响的要素——艺术在社会中的功能方式。 然而,前卫艺术要把艺术送回生活的尝试,本身就相当矛盾。因为艺术相对于现实生活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同时也是批判性现实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不与现实生活相分离、完全同化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消失的艺术,将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并连批判现实生活的能力也一并丧失。仅就历史性前卫运动兴起的那个时期而言,历史进步主义的激情尚可被充分地加以利用。但此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被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错误地扬弃了,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得以认识到前卫主义者的尝试所具有的矛盾性。 无论如何,在前卫运动之后,艺术作品仍不断被生产,艺术这一社会制度顽强地承受住了前卫式的攻击。但也不能忽视历史性前卫运动给艺术领域带来的决定性变化。在前卫的攻击发生之后,艺术开始能够被认识为一种制度,与此同时,市民社会中艺术的相对无功能性被揭示为该艺术的原则。历史性前卫运动之后的一切艺术都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艺术如今既可以满足于自身的自律位置,也可以尝试冲破这一自律位置的种种构想。但艺术已不可能在不放弃自身真理诉求的前提下,单纯地否认自律状态,并自信能够直接取得效果。 这一认识在文艺领域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意图进行意义解释的过去的解释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前卫式的艺术作品?这里需要新的方法,即重视处理手法的形式论方法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式论方法是唯一的方法,简单地对传统作品采用解释学方法、对前卫作品采用形式论方法的适用态度也并不正确。 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对象领域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以学术方式把握艺术这一现象的方式也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明确理解,不是让这两种方法相互对立,而是将其综合起来,正是今天文艺的课题。 ◇国内译本=前卫艺术的新理解(心雪堂刊) 摘要:李英旭(汉阳大讲师·美学) [照片] ◇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 ▲1936年生于德国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 ▲不来梅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法国早期启蒙主义研究》《中介—接受—功能,美学理论与文艺学方法论》《前卫的理论》(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