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5-13 | 金度亨

[记者观察] 银行行长引咎免职 [金度亨 政经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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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因我德行不足所致,我将深刻自省,并希望今后不再有其他人因此受到不利对待。” 这是韩一银行行长李柄宣因主要交易关系财阀旗下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事,为授信管理失当承担责任,在仅任职78天后卸任行长职务时留下的告别之辞。 从表面看,政府表明要根除财阀不动产投机的坚定意志,随着财阀宣布出售所持不动产以及银行行长引咎辞职而告一段落。然而,企业和银行对政府这类措施的反应似乎并不情愿。 尤其是银行方面的反应充满“冤枉地成了替罪羊”的受害意识。银行相关人士一方面质疑此次人事处置是否是向官治金融的回归,同时也抱怨银行再也无法发挥审查、批准企业购置不动产的控制力。 事实上,这两种说法脉络相同。 即希望让商业银行能够忠实履行其本来的商业银行角色。 在责任归属都不明确的情况下,行长一夜之间就被摘掉乌纱帽,银行还能实现正常经营吗?而且,让弱小的银行面对能够行使强大影响力、已然“恐龙化”的财阀企业承担不动产取得的批准与审查业务,对银行也是一种负担。 “银行能够对企业大声说话、收紧钱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某银行高管充满悲凉的声音。 部分银行对未经事前批准就取得不动产的企业只能予以事后批准,也是为了不失去对银行经营收支有决定性影响的客户而不得不采取的自我防卫。他们主张,可以把银行看作业务上的共犯,但视其为疏于管理的不道德责任人,则是旧时代的思维。 更何况,作为正犯的企业只是象征性地卖掉一小块可有可无的土地做做样子,而作为共犯的银行却要行长引咎免职,这有违公平。 对于银行的这些主张,政府还要在多长时间里将其视为银行的自我防卫逻辑和自说自话式的抱怨?现在正是政府自身也应真诚省察弱者抱怨背后问题根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