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为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财阀们,如今却以土地投机的代名词被舆论推上砧板,这正是我国经济所背负的耻部之一。 负责创造附加价值和就业的财阀们热衷于“囤地”,自行削弱经济的增长基础,这种双重面貌其实不过是反映了我国财阀所具有的“经营属性”。 财阀此前一直承担着壮大我国经济体量、创造大量岗位的产业资本职能。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财阀也把很大比重放在了靠土地投机轻松赚钱的歪道上,这是事实。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财阀的土地投机并非仅靠自身内部资金完成。 财阀动用银行资金以及通过增资在股市上搜罗来的投资者资金去囤地。也就是说,本应充当生产部门润滑油的资金被挪用于土地投机。 只要看一看财阀土地投机正式点火的1986年以后大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持有状况,这一点就清晰可见。 这一期间大企业的投资动向,可从制造业整体的投资实绩中间接找到线索。据产业银行调查,1983~1985年制造业企业技术开发投资增长率曾达82.5%,而在三低繁荣期的1986~1989年反而大幅降至24.0%。这是企业在强化自身体力的投资上比以往更为消极的证据。 相反,1986年以后财阀的不动产持有如雪球般迅速膨胀。30大财阀持有的不动产按面积计,从1986年底的3亿8826万平方米增至1989年底的4亿3831万平方米,增长12.9%;按账面价值计,则从6兆3484亿韩元扩大到13兆1391亿韩元,增至约一倍。 30大财阀的土地投机,其特征在于实质上由三星、现代、大宇、乐喜金星、韩进等五大财阀主导。 截至1988年底,列入五大财阀账簿的土地规模为5兆2000亿韩元,占30大财阀持有量的51.4%。1989年五大财阀囤地愈发猛烈,年底持有量增长37.8%,达7兆1300亿韩元,占30大财阀的54.3%。 1989年各集团的增加规模中,现代以5859亿韩元居首,三星为5517亿韩元,乐喜金星为3377亿韩元,大宇为3333亿韩元,韩进为1519亿韩元。 财阀的这类土地投机,是在企业高喊资金紧张、无力进行设备投资的时期大规模进行的,这对财阀的道德性提出了疑问。 货币当局强力收紧资金的去年上半年,是财阀伪善行为最为典型地显现的时期。 当时部分财阀在劳资纠纷叠加之下,叫苦资金困难仿佛立刻就要断气,甚至上演了从银行获得紧急资金输血的紧迫局面。 然而在此期间,财阀表面上高喊资金见底,背后所做的正是大规模买地。1989年1~6月,30大财阀新购入1兆123亿韩元的土地,而处置的不动产仅195亿韩元。 资金困难中的财阀土地投机,在出口不振、设备投资放缓等使经济仿佛将要崩溃的危机意识弥漫的去年下半年,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张扬。 在政府以扩大设备资金供给等景气刺激措施扶助企业的去年下半年,30大财阀增加了约1兆6000亿韩元规模的不动产,三星、乐喜金星、可隆集团、韩国火药等部分财阀甚至提出了高尔夫球场用地购买批准申请,在囤地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财阀的土地投机还暴露出一个问题:在购地过程中动用了无视既有规定的变通手法。 最近银行监督院对5家市中银行进行的特别信贷检查中,查出了10起脱法购入不动产的案例。 查出的案例中占大多数的,是无视购地时须获主要往来银行批准的程序、先行买地随后再从银行取得事后批准的情形,涉及企业有Samsung Electronics、三星电机、韩一休闲、东亚建设等4家。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Samsung Electronics与三星电机于1987年12月在水原市以技术研究所用地名义购入土地9800坪、建筑5300坪,直到取得时点起1年7个月之后的1989年7月,才获得主要往来银行韩一银行的事后批准。 此案尤其成问题的是,对未事先获批的制裁措施,本应由主要往来银行对相关企业课以征收19%滞纳利息等金融上的不利,但银行却完全没有采取处罚措施。这正是企业与银行的往来关系中,形式上银行对企业的资金运用拥有监督权、实际上却是企业对银行“说大话”这一现实的写照。 连变通手法都动用的财阀土地投机,最终带来了市中银行行长被突然免职、诱导10大企业出售所持不动产等急剧的“情况变动”。这些措施今后将成为遏制财阀土地投机的起点,但化解财阀土地投机的根本之策,还在于财阀自身的意识转变——把土地视为生产手段而非理财手段。【崔南洙记者】
[图表] ◇30大财阀持有不动产的增长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