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5-09 | 李百萬

[记者之眼] 难局的责任转嫁 [李百万 政经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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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3·17改组内阁”登场的李承润经济团队,在“4·4经济综合对策”“4·13房地产投机对策”“4·20物价稳定对策”之后,又推出了“5·8对策”。入阁仅50余天便发布了4项重量级特别对策,经济部长联合记者会也开了两次。 与“总体性难局”相称的重量级对策接连出台。 然而每次对策出台时的感受是,政府的责任意识并不像其言辞那样强烈,反而似乎越来越淡薄。政府界定为“总体性难局”的当前经济状况,具体而言可归纳为景气低迷(出口及投资不振)、劳资纠纷、物价暴涨、房地产投机加剧、证券市场崩盘等。政府在查究这些经济现象的原因时,厚颜地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撇开,除道德责任层面外别无提及。 第六共和国初期的罗雄培、赵淳经济团队,把经济难局的原因归于民主化成本支出。时至今日,这种认识基本上依然存在,而且推卸责任更为具体:证券市场低迷归因于金融实名制,出口和投资不振归因于劳资纠纷,物价上涨归因于天(异常气候),房地产投机归因于财阀的贪欲。 李副总理在8日的经济部长联合记者会上再次展示了这种意识结构。他把近期物价上涨归因于今年以来降雨量增加、日照量减少等异常气候,提出了别致的构想并大加强调。有钱人的过度消费自不必说,劳动者、农民等无产者因收入补偿性欲求爆发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漏掉。其分析是:政府已“竭尽全力”,难局是因这些因素而招致的。 从某些方面看,这似乎是最科学的分析。至少在现象层面如此。 果真如此吗?当下的劳资问题、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属性、财阀的贪欲、一线公务员的懒散、异常气候等,都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项,是不知何时可能爆发的“可预见事件”。 “以投机为业”的大户和“有钱就想投机”的普通人,都不是某一天突然从远方国家移民而来的人。 与其用推卸责任来敷衍,不如正视难局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与财阀的贪欲同样严重的是,李副总理自己曾身处的政界缺乏责任意识,这才是我国国民此前未曾经历的新现象。另外,虽说要在青瓦台设立房地产特别对策组,监督一线公务员的腐败和渎职,但韩国监查院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