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被逼入被称为总体难局、也被称为非常时局的一大危机。经济上出现了与濒临崩盘无异的股市动荡、不动产投机过热、jeonse租金暴涨等亡国征兆,贸易逆差扩大,经济增长率也在放缓。 以KBS为首的言论机构的怠工与静坐余波正猛烈袭来,现代重工业的罢工事态留下了严重创伤。社会上治安缺失的各种犯罪接连不断,物价上涨,民心彷徨,政治空转,人们在难以预测明天的不安中,忧虑与愁苦不断加重。 舆论认为,把这些事情归咎为民主化的过渡期现象,是过于不负责任的放任。现在是该追究责任所在的时候了。政治在做什么?有人强烈批评说,三党合并造出了庞大的执政党,可时局因此好转了什么?在民主化这一美名之下一直忍耐的国民的忍耐力已濒临爆发。人们愤怒地质问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做什么。 我国政治人有一个错觉,就是误以为只要确保国会议员的数量,政治稳定就会到来。执政党决定性的失误在于,三党合并造出庞大执政党之后,本应有对此回报给国民的承诺,可除了打造长期执政的立足点之外,没有给国民展示任何东西。反倒只是刺激了反对势力,为"一党独裁"的攻击提供了名分。 以三党合并为前后,第六共和国的施政出现了巨大变化,这已成为问题焦点。初期倾向改革、着力收拾民心,三党合并后却转向现实取向、维持权力的政策。执政势力的面目变得模糊。国民明白这并非源于国民要求,而是出于政治人的实利,因而被迫掌握自行准备保身之策的自我防卫式适应术。 并非因为受托掌握大权、并非因为国会席位中支持势力众多,就可以随意作出决定。在人事问题或行政施政上可以行使国民能够认同程度的裁量权,但若缺乏合理性,必然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国民始终高度敏感地关注政治站在谁的一边。 若政治只忠于党派或派系的利益而忽视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就会失去政治信赖。政党与政权不同。掌握政权的政党必须是利害关系的调整者,必须履行国家运营的代表性职能。当政权无法履行代议职能时,就会出现非法的抵抗运动。 劳动组合超出法律框架而趋于过激,源于无法期待政权进行调整的不信任感。在野势力不断挑战,也是因为对政治力的包容性感到怀疑。在责备纠纷当事方之前,应当先反省执政势力在政治领导力上出现裂缝的松散。 政治领导力并不是用鞭子迫使国民勉强跟随,而是通过看不见的力量让人自发行动。看不见的力量,就是形成精神上的共识。 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有共识,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有共识。没有共识而硬推政治,必然伴随摩擦与矛盾。 卢泰愚总统在有关时局的特别谈话中呼吁维护法秩序,承诺规制非法劳动运动,叮嘱财阀出售不动产,并宣示将推进经济福利施政,但问题在于,对我国前进方向的共识尚未形成。卢泰愚总统呼吁各界各层协作,但这并不足以解开可以一扫今日不安心理的症结。 呼吁相信政府的意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让人相信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意味着强权式的权威,而是可以从营造出财阀不囤积不动产、劳动者不进行非法劳动运动的社会氛围中产生。 一味规制的政治风格是旧时代的。必须全力投入在规制之前创造共识。为此,不应以政治稳定为基准,而应把社会要求作为首要基准。如今我们已有必须化解不安心理的共识。不安心理与其说来自政治力量薄弱,不如说来自政治脱离社会、自行其是。 只有社会所期望的方向与政治、经济所期望的方向一致,不安心理才能化解。政治有责任让各方的期待趋于一致。若不相符,即使改变自身也应引导其一致。要求政治不变、只让社会和经济改变,是不合情理的。对我们来说,90年代似乎是民主领导力的考验期。应当成为国民可以自豪地说因政治而受益的时期,我们也应当筑起懂得以政治人为荣的传统。
1990-05-08 | 高永復
[周二论坛] 破解总体难局之道 高永复 <首尔大学教授·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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