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5-07 | 李百萬

[显露真相的危机经济] <5>完 领导力缺位…对策亦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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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执政党自己将当前局势界定为“总体难局”,正为筹划对策而苦心。然而应当制定对策的政府当局却面露为难之色。“哪有什么高招”的气氛占据主流。 在这一点上,政府某位高层当局者对“总体难局”原因的分析值得一听。 “我国国民看到民主化过程中发生的大规模劳资纠纷,感到极大的危机感。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冲击。最近发生的执政党内部纷争想必也是同样的冲击。看来在社会心理层面引发了巨大的危机感。在经济开发过程中,我国国民何时经历过执政党如此公然的内部纷争?在这种状况下,任何经济政策不都无法奏效吗。” 若要把这看作是把经济政策失败推给政界的逃避责任,那么经济之外的条件实在太糟。政府为克服经济危机而要求一般国民自我节制的“纷争”与“争抢自身份额的竞争”,政界,而且是执政党,正泰然自若地上演。连最高统治者的领导力也被动摇。当前的“总体难局”正是“领导力的危机”,这一诊断出现也正基于此背景。没有领导力的恢复,难局就难以克服。这不是靠制定特别对策、在政府内设置特别机构就能治愈性质的危机。在国民不信任政府的状况下,政府政策一直只显现负面作用。政府让做的不做,不让做的偏做。 政府内已设有经济难局克服委员会,其下有劳资对策机构等6个特别对策组在运作。这还不够,又决定在青瓦台设立特别组,执政党民自党内也决定设置类似机构。平民党、民主党(暂称)等在野党也在设置紧急对策机构。 政策几乎天天涌出,特别机构、特别调查组、实务对策组等克服难局机构的设置与运营泛滥成灾,但经济危机却更加深化,原因究竟何在。 某国策研究院的中坚研究委员K博士批评行政部门的无责任主义称:“由于无人负责的风气,政策的可信度已一落千丈,如今即便说用豆子做大酱,国民也不愿相信。”他表示:“一个直接的例子是,现经济班子以金融实名制会加速证券市场沉滞、房地产投机和物价上涨为由,无限期推迟了第六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性改革政策。”“然而在金融实名制被推迟的情况下,他们所指出的问题却更加深化,一般国民似乎感到困惑,并不信任经济班子的政策。”其指出,现经济班子应坦诚说明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否则就该有人来承担责任。 分析认为,执政党的内部纷争及由此带来的统治力渗漏现象、经济班子的无责任性、未能创出与民主化时代相称的领导力等复合作用,导致了“总体难局”。面对本质上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企业、家庭和一般国民,连自身都照顾不好的政府却打出丝毫不起作用的陈旧权威,要求“为国家经济考虑,节制争抢自身份额”,这本身或许就是无稽之谈。 不仅经济政策当局者,官方与民间的专家大多在“国内经济正要脱离谷底”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经济企划院调查统计局甚至诊断认为已进入恢复局面。 李永琪博士(韩国开发研究院)指出,“经济基本结构转好的迹象明显,但经济之外的气氛却被卷入难局,以致连经济也被视为危机深化局面”,并称问题在于放大危机心理的政治、社会条件。李博士就解决之道表示:“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谋求划时代的气氛刷新对策,制定新对策也很重要,但当务之急是踏实地落实既有政策,用行动表明政府并非只在说话。”其指出,若连政府也被社会气氛裹挟而左右摇摆,危机心理将更加恶化。 卢成泰博士(第一经济研究所所长)意见相似,但对证券市场问题从不同视角切入。他警告,若没有根本性的证券市场对策,而想用直接的扶持措施来避免崩盘,不仅证券市场难以稳定,政府的金融政策也可能受到致命创伤。卢博士指出:“政府在讲只要抑制房地产投机证券市场就会稳定的逻辑,但社会若不稳定,不仅房地产投机难以遏制,即便遏制了投机,那笔钱是否会投入证券市场,也无人能够预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指出:“企业疏于技术革新,却想支配工会以享受与过去一样的‘规模经济’,抱着落后于时代的想法;政界改编的结果是给了这些企业力量;政府也不愿从制度上纠正民主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而劳动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顺从企业的逻辑,这才是危机的本质。”他预测,若政治权力与企业只想复原旧时代的权威主义,将招致更大的危机。 有人指出,恢复以最高统治者总统为首的政府与执政党、企业、劳动者(工会)、一般国民之间的信赖,是克服危机的紧迫课题。 〔记者 李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