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5-05 | 李揆邦

[住房政策问题何在] <4> 主要金融制度二元化 李揆邦 <国土开发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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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经历住房价格上涨或全租、月租风波的人们,想必都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没钱的悲凉。事实上,即使自己没有钱,只要能在需要时借到足够的资金,平民百姓的这种痛苦也能大幅减轻。住房问题总是在房价或全租、月租价格大幅上涨时才被更迫切地感受到,每当此时,住房金融、尤其是购房或租房时借入所需整笔资金的需求方金融的必要性便被大量提出。在此次房价风波中,政府将全租资金的融资总额从1500亿韩元扩大到3000亿韩元,并简化了全租资金融资手续,小额情况下可省略信用保证程序,仅凭连带保证即可获得融资。 然而,这些措施究竟能有多大效果,令人颇为怀疑。问题在于,全租资金融资总额翻倍是否足以满足飞涨的全租资金需求;以及获得1000万韩元全租资金贷款的低收入家庭是否真有偿还能力。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租赁住房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全租资金贷款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全租价格。 住房金融会影响住房的生产、交易、需求各个阶段。因此,住房金融也应在生产、交易、需求中不偏向任何一个环节地加以分配,使住房市场的生产、交易、需求都顺畅运行,并防止住房市场出现扰乱因素。此外,在住房金融中我们必须留意的是金融资金的筹资成本。资金流动对收益率最为敏感,且流动迅速,很难控制。如果在住房金融的资金分配中,大量以无视筹资成本的低利率发放贷款,而又未制定补偿方案,住房金融体系将无法维持。也就是说,住房金融就其特性而言,必须以市场利率体制为基础。 就我国而言,迄今为止的住房金融过度强调住房需求方的居住费负担能力,而且是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能力,但为此所需的费用谁都不愿承担。结果,住房金融规模未能大幅扩大,在住房金融的分配上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并非原本想要帮助的中低收入阶层,而是收入更高的中高收入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了巨大好处。近来尽管住房金融规模大幅扩大,这种分配上的扭曲依然存在。因此,我国的住房金融应依据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扩大住房金融规模,这才是更正确的方向。 其次成为问题的是住房金融的供给体系。住房是国民居住生活的必需品,政府应努力为所有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居住水平,住房金融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用手段之一。从这一角度看,政府应大幅扩大公共住房金融,并且公共住房金融的供给者或融资条件应与民间住房金融明确区分。但在我国,公共住房金融由国民住宅基金、民间住房金融由住宅银行作为资金供给者,但在贷款利率、融资期限等方面几乎没有差别。严格来说,我国几乎可以说没有民间住房金融。因此,应当或使住宅银行实行民营化,以充分发挥基于市场机能的民间住房金融职能,或建立制度安排让其他金融机构参与民间住房金融业务,从而促进民间住房金融的活跃。为此,首先应更积极地推进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住房抵押债权流动化方案,以弥补作为长期金融的住房金融的不利之处。 在制定面向低收入阶层的融资方案时,建立更系统、更持久的制度也很重要。为缓解低收入阶层的居住费负担,主要提出了低息融资条件。租赁住房为3%,劳动者住房最初5年为8%、第6年以后为10%,最近民主自由党提出对平民住房最初5年给予5%的利差补贴方案。就平民住房而言,若考虑利息补贴,年利5%的融资将供应给12~18坪的住房。而劳动者住房则为9~15坪。如此一来,将导致规模更大的住房获得利率更低的融资。 更何况,近来积极推进的全租资金融资扩大主要以收入较低的低收入阶层为对象,但融资条件为3年和5年期限、融资利率高达11.5%,比现有分售住房优惠利率5%或8%更高,呈现出矛盾。因此,既然政府要承担费用来构建解决低收入阶层居住问题的住房金融体制,就应尽快纠正这类结构上的谬误。 在制定缓解中低收入阶层居住费负担的金融方案时,另一个需要留意的是必须确保支援制度的持久性。从这一角度看,以政府财政支援为基础的低息融资是最后才应选择的手段。 因为低息融资会带来(价格)体系的扭曲及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财政负担的急剧增加。作为缓解低收入阶层居住费负担的金融支援方案,较好的做法是引入递增式偿还方式,并将递增率设定在很高水平,或者采取最初5年或10年只支付利息、本金在该期限之后的剩余偿还期内等额偿还的方法。 住房金融目前面临的课题是扩大住房金融规模,并向中低收入阶层更多地供应更便宜的资金。然而这两项课题相互冲突,其结果便是将住房金融分为公共与民间的二分法。政府应在扩大基于市场机能的住房金融以提升住房金融固有职能的同时,研究更系统的金融支援方案,以更高效地分配可用于支援低收入阶层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