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审视近来不断扩散的罢工事态,严格意义上很难称之为劳资纠纷。对手不是工会对雇主,而是工会对政府;纠纷的原因也不是工资涨幅或团体协约方案,而是要求释放被拘押者或社长退位。 现代重工业事态的起因,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小事:当选第五届工会委员长的李荣铉(29岁)以因去年罢工事态被拘押的前工会委员长李元健等前任执行部二审求刑刑期过重为由,要求提前释放,并于2月7日、8日两天实行集体早退。因未曾预料的集体早退而受损的公司以妨碍业务嫌疑起诉李委员长等4名工会干部,李委员长等3人被拘押,3月20日首席副委员长禹基夏也被逮捕拘押,工会遂决议举行总罢工,最终迎来投入公权力这一最坏局面。 KBS事态也是如此:上月11日,首次上班的社长徐基源被工会方面阻挡后,立即要求投入警力,12日警察进入并带走117人,工会方面因此反抗,进入长期罢工。 这是因为工会一方,以及政府和雇主一方,都毫不退让、不惜以力量对决而造成的事态。表面上看,只是政府针对工会干预经营权、非法罢工而执行法律。 然而近来政府的应对已超越了单纯的执法层面。 政府认为,要克服出口不振、投资意愿减退等经济难局,必须确立产业和平;若今年劳资纠纷再度上演,经济将陷入难以收拾的泥潭,因而怀有危机感。正因如此,政府甚至怀有一种强迫感,认为今年至少要把守法的惯例确立起来。反过来,劳动界也有危机感:政府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大量拘押工会干部,压制劳动运动,若再退让,劳动运动本身将无立足之地。双方可谓各自背水一战,甚至带有90年代以后主导权争夺战的色彩。从这一点看,近来的罢工事态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全劳协、马昌劳联等出现同盟罢工动向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双方之所以走向极端对立,是因为彼此不信任。要确立产业和平,双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并共有彼此是可信赖伙伴的认识,但现实并非如此。 政府仅以极为治安性的视角看问题,认为工会不顾经济危机,受全劳协指使,无论如何都只以罢工为目标。相反,劳动界的视角则是政府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只图压制劳动运动。特别是通过推迟实名制、jeonse价格风波等,劳动界相信政府只代表财界和有产者的利益。从这一点看,近来的罢工事态源于对体制的不满。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表茂基(首尔大学)指出:"必须正视,劳资问题的根底始终潜藏着我们最大的课题——民主化与分配公平的要求。" 此外,李根植教授(首尔市立大学)指出:"劳动者要把企业视为生活的根基,就必须有感情,而在我国,企业家未能得到劳动者的尊敬。劳资纠纷的底层潜藏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在结构性矛盾未解决的状态下,仅靠公权力无法解决问题。" 如此看来,劳资纠纷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对韩国经济结构矛盾的不满,以及无产者对有产者的积怨。1987年以后劳资纠纷的震源地始终起自作为财阀象征、家阀支配最为严重的现代集团,且强度最大,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另外,所有权与经营分离的起亚汽车,此次罢工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被否决,也说明了这一点。 雇主也需要转变姿态。在三低景气之中疏于技术及新产品开发,一味热衷房地产投机,自招出口不振等经济危机,却把全部责任推给劳动者,是无法恢复信任的。特别是,政府已摆脱到去年为止的旁观者姿态、表明对非法纠纷强硬应对的方针,而企业却把解决交给公权力、自己退居幕后,病灶正因此加深。目前呈现出政府代替企业解决纠纷的"代理战"样貌,但归根结底这是工会与雇主之间的问题,公司应表现出尽最大诚意与工会对话的姿态。 劳资纠纷最理想的是由劳资双方通过对话解决并确立谈判规则,但若劳资之间无法进行对话,解决的钥匙就在政府手中。首尔大学朴世逸教授(法经济学)指出:"当前的劳资问题不是理论性或经济性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发挥政治领导力",并主张:"政府若只强调法律、一味强硬镇压,纠纷无法解决,应在观察整体社会气氛的同时更为灵活地应对。" 若劳资纠纷的根源在于贫富之间的矛盾,其解决就在于一一化解我国经济的矛盾,短期而言,政府被认可为公平至为重要。然而对于政府推迟实名制、无法遏制房地产投机,劳动者的目光是冷淡的。4月初商工部长官朴弼秀访问现代汽车蔚山工厂时,劳动者为何发出"呜"的嘲讽声,政府应细细思量。[崔性范记者]
1990-05-02 | 崔性範
重燃…劳资纠纷——原因与波及〈4〉〈完〉超越维权 呈“政治斗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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