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4-29 | 벨라 발라사

[世界硕学专栏] 新兴工业国的经济调整政策 贝拉·巴拉萨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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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推出了拙著《成功的调整政策》的修订版,该书探讨亚洲新兴工业国(NICS)的国际收支政策。这本与约翰·威廉森教授合著的书,初版于3年前发行。 初版中曾对亚洲新兴工业国经常项目顺差激增表示忧虑。书中指出,巨额顺差一方面因意味着资源向海外转移的出口急剧增长而减少国内消费及投资,另一方面又引发海外因素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加大通胀压力。过度的经常项目顺差还会加深贸易伙伴国间的对外失衡,加剧通商压力,这也被视为问题。 作为打破这一局面的对策而提出的是汇率升值方案。建议韩国、新加坡、香港将本国货币价值上调10%~15%,台湾上调15%~25%。对韩国和台湾还补充了另外的政策手段,即放宽进口管制、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等。 1987年初至1989年末,按实际价值基准的汇率升值率,韩国为20%,台湾为17%。但香港贬值1%,新加坡贬值2%。 韩国和台湾除汇率升值外还实施了其他政策手段。韩国下调关税、大幅放宽进口数量管制,并废除进口监视制度。金融产业自由化也取得相当进展。 金融产业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及运营管制、废除银行贷款限额、贷款利率自由化、缩小政策金融对象以及废除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惠金融等。但随着货币供应量超出目标值,韩国政府强制金融机构以低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水平承接货币稳定证券。 韩国国内需求此间大幅扩大。这似乎更多归功于消费增长而非政府政策。消费激增中,劳动运动带来的工资上涨发挥了作用。内需激增另一方面也成为物价上涨因素。 台湾也下调关税并施行进口自由化计划。1989年7月为推进金融产业自由化修订了银行法。20年来首次允许新设银行,利率管制被废除。对外国的银行贷款也实现自由化。但在新银行法下,国家对现有银行的所有权并无变化。这显示出台湾金融制度的前现代性。 台湾中央银行通过借款活动对金融市场行使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是为抑制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带来的货币量激增。由于吸收了市面资金,通胀压力得以缓解,并维持了适度增长。 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实施这些政策手段后,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987年至1989年间,经常项目顺差香港从20亿美元增至30亿美元,新加坡从10亿美元增至20亿美元。相反,韩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从100亿美元减至50亿美元,台湾从180亿美元减至120亿美元。 随着亚洲新兴工业国的经济政策基调和经常收支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初版中建议的政策应对方案进行重新检讨已不可避免。 新出的修订版指出,韩国韩元不再需要升值。相反,建议港元小幅升值,新加坡元大幅升值。此外评估认为新台币也应升值8%~10%左右。 在政策手段方面,指出对韩国不需要追加措施。但建议台湾需要增加民间投资和社会间接资本方面的支出。此外,还对台湾提出了国营银行等公营企业的民营化方案。 从过去两年的经验看,由于采用了适当的政策手段,韩国和台湾的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减少。但台湾的顺差规模仍处于过大水平,香港、新加坡也应积极着手缩减顺差。相反,韩国由于此间政策基调的变化,经常项目顺差显然将进一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