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4-27 | 李百萬

重燃…劳资纠纷——原因与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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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场再次陷入大规模劳资纠纷。许多国民期待的“平静的春天”未能持续太久。今年以来看似平息的劳资纠纷,未能撑过4月中旬,正在各处爆发。 纠纷的形态也大不相同。为工资谈判而起的劳资纠纷为数不多,团体协约履行、民主化要求、工会干部被拘留等正演变为纠纷。此外,随着劳工运动逐步扎根,劳工团体的同盟罢工也开始显现。 使用者方与政府的应对姿态也一味强硬。从纠纷的初始阶段就开始谈论投入公权力。与其说是劳资对立,不如说给人劳政对立的浓厚印象。 政府26日上午由国务总理姜英勋主持,召开有副总理及内务、法务、商工、劳动部长和治安本部长等参加的紧急劳动关系长官会议,明确表示“对于非法劳资纠纷,将在泛政府层面强力应对”。政府一位当局人士在说明会议内容时表示“劳资对策会议这是最后一次”,暗示对主要纠纷现场投入公权力已迫在眉睫。 我国经济仍未摆脱危机局面。此前普遍预测出口与经济增长“若纠纷不再爆发”将有一定程度恢复,但这一有限预测的前提条件正在崩塌。威胁平民生活的物价上涨看不到尽头。在经济生死攸关的岔路口,大规模纠纷有勒紧处于萧条中的经济复苏命脉之势,不安感因此加重。这种忧虑也与劳方与使用者方(政府)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式对立的局面相关。 25日开始罢工的现代重工业纠纷,已进入劳方与使用者方(政府)双方都难以轻易让步的状态。调解者尚无余裕提出避免破局的替代方案,“事情”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 政府相关机构已定下投入公权力的方针,只剩下何时实施的问题。 起亚汽车纠纷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暂时撤回了罢工计划,26日起进入正常生产,但纠纷并未解决,仍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休火山。韩国养乐多乳业也有270余名工会成员在静坐示威。 KBS事态虽与一般制造业纠纷性质不同,但就纠纷的余波而言,其影响不亚于任何一起纠纷。 我国经济自“6·29宣言”以来,因雨后春笋般爆发的大小劳资纠纷付出了巨大的民主化代价。主要基干产业和大规模工业园区也曾一度不得不停止生产活动。 因劳资纠纷造成的生产损失额(经济企划院统计)为1987年2万7782亿韩元、1988年3万2020亿韩元、1989年4万1995亿韩元,今年至4月25日为828亿韩元。合计达10万2625亿韩元。这一生产损失额相当于今年我国一般会计全部预算(22万6894亿韩元)的45.2%。约三年间,相当于把接近国家预算一半的金额因纠纷而付诸流水。 对劳资纠纷的自省气氛升高也是事实。据国民经济制度研究院今年1月实施的舆论调查,认为劳资纠纷将更加和平进行的乐观论占65.2%。认为将呈暴力形态的悲观论仅为19.5%。这意味着过半数国民相信工会的自省。然而这一期待化为泡影的可能性增大了。 在5月1日的五一劳动节前,劳工团体计划举行大规模集会。现代重工业与KBS纠纷客观上助推了劳动节活动,这一事实无法掩盖。 观察近期大规模纠纷的原因,工会、使用者与政府都有共同责任。特别是政府以不必要的过度应对刺激了工会。 尽管今年以来劳资纠纷急剧减少,除部分企业外工会的自省气氛明显,政府仍以缺乏一贯性的劳资政策展示强硬形象。曾将向工会专职人员支付工资认定为违法后又予推翻,对江原产业浦项工厂的部分罢工也草率地动用了关闭工厂这一极端处方。此次现代重工业纠纷原因虽多,但直接近因在于去年因罢工被拘留的工会委员长李元健等人的二审公判中,检方异常地对李求刑5年有期徒刑,高于一审刑量。使用者在一系列事态中对自身角色的懈怠显而易见,给人一种不愿自行解决劳资纠纷、而是推给政府一方的浓厚印象。 工会草率进入罢工,也是使劳资纠纷走向不可挽回破局的重要原因。无视遵守冷却期等合法程序的倾向已普遍化,过度自信于多数的力量。工会无视合法程序给了政府投入公权力的名分,致使极端对立恶性循环,这也是事实。 劳方与使用者方似乎都无视了“无论如何都要克服经济危机”的国民共识,反而被“要利用这一空隙扩大自身地位”的小我式利己主义所束缚。 经济危机必须克服。劳资纠纷也应在这一大命题之下寻找解决线索。有人指出,应寻找的不是一方压死另一方的解决办法,而是双方共存、全体国民不受损害的解决办法。 在我国经济即将走出漫长萧条隧道之际,若产业现场再次因大规模劳资纠纷而混乱,或许将走上永远无法恢复的道路。 作为全体国民生活根基的经济,无论如何必须救活。〔记者李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