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4-24 | 金政鎬

[投稿] 住房政策问题何在 <1> 民间住房供给活性化方案 金政镐 <国土开发院首席研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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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吗?今年以来,盆唐等首都圈5个新城的公寓开始销售,房地产投机对策的力度也不断加大,然而房价却像在嘲笑政府政策一样,丝毫不见回落。即便在政府4·13房地产对策公布之后,既有住宅价格依然维持强势盘整。专家指出,比起单纯的数量攻势或虚张声势的对策,应以更周密、更有实效的方式入手。也就是说,需要对租赁住房制度、销售价格、放宽建筑管制、扩大金融支持等住房供给制度全盘进行划时代的整修,为此需要“发想的大转变”。本报将通过国土开发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家,分7次紧急诊断住房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我国住房问题的本质在于绝对数量不足,这一事实谁都无法否认。只要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供不应求现象只会日益加剧。因为随着收入增加、核心家庭化趋势加快,住房需求正大幅增加,而供给量却始终无法突破一定水平。 在此过程中,受害最大的阶层必然是低收入的租房者。另一方面,中上层的有房阶层仅凭拥有房产这一点,就可以坐享持续的不劳而获收入。 数量不足加剧的原因,根本上在于民间部门未能及时供给足够数量的住房。但政府也无法为平民大幅扩大财政投资。归根结底必须让民间企业建立起符合多样需求的生产体制,而问题在于以目前的条件来看这很困难。 迄今为止的住房政策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是通过新建扩大供给量,二是为平抑持续上涨的房价而采取的一系列市场管制和抑制投机措施。问题是,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诸多矛盾,却在方向未作大幅修正的状态下继续运行。结果矛盾引发矛盾的恶性循环持续不断,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 若要扩大供给量,正确的方法应是提出各种诱导政策以激发企业的投资动机。然而现实是,销售价格及部分建材价格的管制、各种土地利用规制、建筑法规制等被不必要地强化,成为扩大供给的障碍。 结果,在政策方向模糊的状况下,只给部分嗅觉灵敏的中产阶层或富裕阶层提供了借住房获取不劳而获收入的机会,市场价格因此只能进一步上涨。 从这一点看,销售价格上限制和债券投标制等也到了应在这一脉络下慎重重新检讨的时候。鉴于市场价格与销售价格的差距随时间推移日益扩大,理所当然会有许多人涌向住房认购,而这又必然演化为投机心理。 把新建住房的生产主要依赖于中产阶层的投机或投资心理,显然是政策上的失误。这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并使住宅建设成为“依赖景气”的产业。结果造成了超出必要、或超出能力的住房过度消费现象,另一方面又给平民住房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偏差 这样的后果。但事实是,政府也未能为无法参与这一扭曲市场的阶层直接建房,或间接提供充分的金融、税制支持。 政府的各种管制不仅包括对销售价格的管制,还包括对部分建材价格的管制以及土地利用、建筑规制等政府干预市场的所有行为。首先,销售价格规制削弱住房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力,成为降低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这也可能成为开发更多样、品质更好的住房的阻碍因素。这里必须弄清的一点是,这种管制究竟是为了谁。 稳定市场价格这一最初目的,在逻辑上和实证上都已失去正当性。相反,这种管制只会恶化企业财务结构,使扩大再生产变得困难。 管制若超出必要限度而过度,只会抑制住房生产,长期而言必然使房价大幅上涨。 过度规制具有使生产和供给极为缺乏弹性的属性。当企业无法对市场价格变化敏感应对时,生产与供给萎缩是必然结果。这种状况持续十多年,住房供需脱节现象只能愈发加剧。 近来房价飞涨的原因之一,也与这些规制长期施加于住房市场所带来的“累积效应”密切相关。 如此,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政策失败最终导致了市场失败,至今后遗症仍在延续。有必要尽快摆脱这种“矛盾”与“恶性循环”,使住房市场正常化,并营造氛围,使住房供需调节能够更自律地实现。 预计到2000年为止,家庭户数将增加约420万户。其中至少350万户应为住房供给对象。他们大部分将在城市生活。由于收入增加、家庭形态多样化,对住房的需求也将大为不同。人们将追求更优质的住房,各阶层的住房偏好也将发生变化。换言之,将需要数量庞大且多样的住房。 即便按住房灭失率1.2~1.5%计算,年生产量也需达到约55万户,才能缓解当前的住房难。即使建成如此庞大数量的住房,住房普及率预计也仅略高于80%。 若继续沿用过去十多年来的政策,要在质与量上应对今后的巨大需求将极为困难。政府首先应放宽规制,恢复价格的媒介功能。 同时还应大幅放宽建筑法、土地利用规制等,引导住房更具弹性地供给。尤其是促进城市土地的立体化、复合化利用,比什么都重要。 不仅如此,还应大幅改善住房金融制度,使更多人能够进入正常市场;对于无法参与这种价格市场的阶层,则应开发多样的住房项目,积极支持其维持最低居住水平。 其手段包括政府建设、供给公共住房,以及通过税制、金融支持进行间接支援。这正是需要转变住房政策思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