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4-24 | 黃源甲, 張鍾哲

产业之根 <35> 出版 朝鲜末期博文局"活版印刷"为开端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读书是知识的钥匙,好书总是被广泛阅读。出版的目的在于制作好书并以低价供应,从而提升国民文化水平。在信息化时代,书籍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工具。因此,出版在成为单纯追求营利的企业活动之前,更是与国民文化直接相连、改变社会、创造未来的精神产物。 我国在1234年就发明了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比西方早210年,并创制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韩文,拥有辉煌的出版文化历史。然而,从日本引进现代活版印刷术的国内出版产业,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期,光复后才真正启动,与迄今耀眼的经济增长相比发展仍显滞后,供需也几乎仅限于国内读者。 出版社数量从1945年的49家、1946年的150家,增加到1989年末的5097家;出版量也从1946年约1000种、400万册,猛增至去年的约4万种、2亿册。如此在外形上跃升为世界前十的出版大国,但在内涵上仍停留在落后国家水平,这就是国内出版产业的实况。 光复后至今共出现过一万余家出版社,但仅有半数维持存续,其中社史20年以上者不足200家,25年以上者也仅100家,这充分说明出版社只要有一间办公室谁都可以轻易开办,但同样容易关门,如同沙上楼阁。营业收入超过100亿韩元的出版社大致只有东亚出版社、熊津出版社、启蒙社、教学社、三省出版社、金星出版社、世光、大韩圣书公会、高丽苑、国民书馆等,其余95%以上仍未摆脱小规模经营。五千余家出版社中,上市企业仅三省、启蒙两家。此外,在总营业收入1万亿韩元的规模中,4200亿韩元为学习参考书部门,其次为儿童图书、宗教书籍、文学、语言学习类。 国内出版业界面临的问题与课题很多,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出版产业走过的足迹。 我国现代出版始于1883年(高宗二十年),从日本引进活版印刷设备设立博文局,同年10月发行《汉城旬报》,这是最早的一次;第二次是1885年培材学堂为基督教传教而设立印刷所。 其后进入1900年代,印刷设备日渐齐备,出版迎来了黎明期。 在日本殖民时期留下不朽业绩的出版社是博文书馆(卢益亨)。1907年以“卢益亨书社”起步的博文书馆,出版了文世荣的《朝鲜语辞典》、梁柱东的《朝鲜古歌研究》、《方定焕全集》等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出版物。除博文书馆之外,从日本殖民时期到1945年光复后表现突出的出版社还有正音社(崔暎海)、三中堂(徐载寿)、永昌书馆(刘章烈)、汉城图书(李昌翼)、德兴书林(金基昉)等。 如果说从朝鲜末期到日本殖民末期是黎明期,那么1945年光复至1950年就是出版产业的初创期。光复后新设的重要出版社有高丽文化社(柳明韩)、乙酉文化社(闵丙熹)、同志社(李大仪、崔南私)、民众书馆(李炳俊)、东明社(崔南善)、探求堂(洪锡禹)、国际文化协会出版部(金乙汉)、大洋出版社(金益逵)等。 当时出版社中拥有最长40年历史的博文书馆,在8·15之后改称博文出版社,同时经营博文书店,还在仁寺洞设立了大东印刷所,声势颇盛,但6·25战争后因大火开始衰落,到60年代末仅维持存续。 正音社是崔暎海为刊行其父外率崔铉培的语法研究著作《我们语法》,于1928年设立的。光复后首先出版了权德奎的《朝鲜历史》,随后由洪以燮担任主编出版民俗杂志《乡土》,并出版了《正音文库》、《朝鲜科学史》、《韩文声音本》等大量国语、国史方面的优良书籍。 三中堂由经营旧书店的徐载寿于1931年6月设立。 其出版了将日本《中央公论》所载《伊藤博文与安重根》翻译而成的《哈尔滨站头的枪声》,取得巨大成功。光复后在观洞一带兼营批发书店,刊行崔南善的《朝鲜历史》,售出多达6万册。 乙酉文化社于1945年12月在钟路二街永保大楼三层,由闵丙熹、郑镇肃(现会长)、尹石重、赵丰衍等4人设立。作为附带事业设立了朝鲜儿童文化协会,1946年2月创刊《周刊小学生》,同时开始单行本出版,直至今日一直引领出版业界。光复后出版社大量涌现,但由于日本殖民者残酷的朝鲜语灭绝政策,没有韩文活字,整备工作耗费了三个月。印刷用纸也难以获得,加上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印刷出版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45年在美军政厅登记的出版企业为49家,1946年增至150家,朝鲜出版文化协会成立的1947年为581家,1948年为792家,1949年增至874家。现今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的前身朝鲜出版文化协会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止无良的日文书出版与流通,以及解决用纸短缺。 1950年在6·25战争的混乱中勉强存续的出版业界,自9·28之后以出版协会为中心进入整备阶段,至1954年末有584家重新恢复、建立体制。然而50年代中期业界因财政困难、用纸短缺、制作费上涨、书籍折扣率提高、购买力下降、库存积压而陷入重大危机。此外,只顾眼前利益、出版劣质图书而非良书的不良业者层出不穷,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的正常交易陷入瘫痪,导致东大门、清溪川五街一带的路边摊和倾销专营书商泛滥。 即便如此,民众书馆仍以《袖珍词典》稳固了成长基础,乙酉文化社出版了朴钟和的《壬辰倭乱》,正音社则因郑飞石的大众小说《自由夫人》的成功而重现活力。另一方面,1945年9月以东亚印刷社起步,凭《东亚全科》、《东亚练习册》、《完全征服系列》跃居业界前列的东亚出版社(金相文),于1957年率先在国内进行革新性的活字改良,在业界掀起一大旋风。由此印刷出版界开始了设备革新的阵痛,但这最终为60年代初大量大型全集类出版物的制作提供了基础。 1957年乙酉的《大词典》出齐,1958年学园社的《科学大辞典》、《大百科词典》出版并在上门推销中获得成功,使濒死的业界重新恢复活力,各家争相在大型出版物的制作与销售上展开激烈竞争。 此外,阳文文库、博英文库、教养新书等还开启了新的文库版时代。 还有一点,1960年韩国日报社设立了韩国出版文化奖,这是国内最早的以出版物为对象的评奖制度,此后对出版文化发展贡献巨大。然而,在1960年3·15不正当选举、4·19革命以及1961年5·16政变相继发生的混乱期,不良商业风气抬头,竞相出版《挽歌》、《你的名字》、《人间的条件》之类日文书,也给民族自尊心与主体性抹上了污点。 1962年至1975年是成长期。5·16之后曾因货币改革、汇率调整、审定教科书改编、制作费暴涨而经历考验,但以1965年为转折点,全集类、辞书类的月付上门推销制度确立,出版产业在实现量的扩张的同时,也在策划、编辑、装帧、装订等各领域实现了技术提升。 从1968年前后开始,反映韩国学研究热潮、重新审视与重新发现韩国的重要出版物陆续问世。如探求堂的《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民族文化推进委员会开始刊行的《古典国译丛书》,以及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的《韩国文化史大系》等。 1969年,韩国出版伦理委员会成立,韩国出版金库设立。 进入70年代,出版业界随着发行种数与册数的增加,还尝试进军海外,步入真正成长的轨道。打开出口之门的是1971年向日本出口《朝鲜总督府》的三省出版社。1972年徽文出版社出口《日韩辞典》、《韩日辞典》,1974年三中堂以纯民间资本首次进军海外,在东京开设图书贸易企业韩国书籍中心。 光复三十周年过后的1976年,国内出版量突破期盼已久的1万种,达到1万3000种。70年代还出现了崔仁浩的《星星的故乡》、韩水山的《浮草》等畅销书,为扩大读书人口作出贡献。不过也有调查结果显示,工业园区女工的阅读量多于女大学生,显示出时代面貌的一个侧面。 70年代后期的特征是全集类的退潮与文库本的迅速增长。 从1979年10·26到1980年5·18这一动荡期的重要变化,不能不提1979年10月大型书店领头者钟路书籍扩大卖场,以及1981年6月东方规模最大的教保文库开业。在现代出版一百周年的1983年,国内出版业界呈现出突破3万3000余种、发行量1亿册的耀眼增长势头。 此外,进入80年代后横排书写与韩文化普及开来,从1982年起以《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涯,他的时代》为首,思想类图书出版获得许可。80年代的特征可举出百万册以上畅销书的出现,以及部分出版社急速成长带来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加剧。同时,顺应从阅读时代向视听时代的转变,有声书、录像带开发以及电脑编辑时代拉开帷幕。 据西江大学言论文化研究所调查,去年东亚出版社营业收入为524亿1900万韩元(公司方面称850亿韩元),总资产1112亿5800万韩元,员工1088人,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出版社。第二位是熊津。 东亚出版社(代表金炫植)由创业者金相文社长推出出版史上最大规划《东亚原色大百科词典》,但因不堪负债,于1985年转让给斗山集团。接手东亚的斗山集团通过经营革新努力保持首位,并在出口中找到出路,1986年12月出口业绩居第一位。1989年9月出版《圣经的世界》,并从美国引进最尖端的电脑出版系统麦金塔。目前具备年产1000余种、1亿1000万册的生产能力,去年取得950万美元的出口业绩。今年目标为1200万美元。 熊津出版社(代表尹锡金)于1980年以员工40人、资本金7000万韩元起步,出版《儿童村》、《熊津智商》等儿童学习教材而急速成长,去年营业收入达573亿韩元,跃居第二位。今年目标为700亿韩元,拥有2万余名销售员。 正音社的崔暎海社长于1981年去世,由其长子、外率的长孙崔东植教授(高丽大学)接手,转向专营单行本。外率的三子崔哲海社长于1982年设立正音文化社并分家,主力经营全集类。正音社自1988年起作为创业60周年纪念事业,继日本之后在东方第二次开始《法布尔昆虫记》的全译。 三中堂创业者徐载寿社长于1978年去世,继任的徐建锡社长也于1985年辞世,此后由徐建锡社长夫人赵美龄掌管经营,以《三中堂畅销文库》奠定重振的基础。 一潮阁于1953年9月创业的韩万年社长至今仍作为业界元老健在,持续出版历史相关及学术专业书刊。首部出版物是1953年俞镇牛的《宪法解义》,医学专业书《断面人体解剖学》为国内最早出口至各国,被誉为世界级权威著作。 启蒙社由金源大会长于1946年4月在大邱设立,已成长为拥有8家关联公司、3000名员工的出版企业。由金俊植代表理事掌管经营,去年取得190亿韩元营业收入、14亿4000万韩元净利润,在该领域居第二位。 泛友社由散文作家尹炯斗于1966年8月设立。1967年出版散文集《思乡之念》以来,出版了金大中、金东吉、李炳注等众多名士的著作,至今在单行本领域出版达1000余种,创下种数最多的记录。尤其是1976年起开始发行的《泛友思想新书》与《泛友随笔文库》获得巨大反响,1982年出版的《来自自己的革命》售出20万册,取得成功。1985年起开始发行涵盖随笔与小说的《泛友文库》,其中法顶和尚的《无所有》等堪称代表性良书,持续不断再版。〔特辑部记者 黄源甲〕 [照片] ◇金炫植社长(东亚出版社)[照片] ◇郑镇肃会长(乙酉文化社) [照片] ◇尹锡金社长(熊津出版)[照片] ◇韩万年社长(一潮阁) [照片] ◇金源大会长(启蒙社)[照片] ◇尹炯斗社长(泛友社) [照片] ◇领跑者东亚出版社编辑室 1945年设立、以学习用书跃居业界首位的东亚出版社,出版了出版史上的金字塔《东亚原色大百科词典》,并成为斗山集团的一员。年发行1亿册,取得1000万美元的出口业绩。 [照片] ◇“良书是知识之泉” 好书总是被广泛阅读。国内出版产业有5000余家公司,年发行4万种、2亿册,市场规模也达1万亿韩元,但与外形的扩张同样迫切需要内涵的充实。(教保文库卖场)〔记者 张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