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否认,三党合并的起点,来自不得不弥补现行权力体制漏洞与弱点的体制性危机或风险。这可从预示我国政治危机或风险的征兆在各处显著浮现中看出。排长或连长在高地上只需看清作战地区自己眼前的区域。 然而站在更高高地、拥有视野的军团长,则必须看清隐含着地平线之外风险的军事“线”。更不必说,总参谋长必须具备如何克服这种地平线之外的风险与危机的应对计划。 第一是我们的基本安全保障问题。如今我们无疑有一种正在拆解过去传统积累起来的安全保障的感觉。例如日本防卫厅与外务省的评估一贯认为远东军事形势并无变化,而从南韩撤出美军却在未与我们协商的情况下推进,还出现苏联进来为南韩安全作保障之类离奇之事,我们却依然麻木。似乎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会对我们的资本主义体制产生何种影响。 如今我们是提议南北韩裁军的“阶段”吗?是因为别人起哄、因为东欧崩溃,就跟着装样子做一做吗? 然而我们安全保障的核心在于,必须依据对北韩能够独自作战的“单独战斗能力”的评估,来确定我们安全保障的应对与轴心。北韩的“单独战斗能力”正在如何形成、在没有苏联与中国的情况下能够作战多久等等,才是思考我们安全保障的基本与起点。若北韩的“单独战斗能力”不发生质变,我国国民的安全与安定便无从谈起。 第二是我们的经济生活。这是国民切身感受的部分。我认为我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之一,在于国民可以公正参与的公平“竞争性”已经消失。当公平竞争的机制被打破时,所谓“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希望岂不也随之崩塌。 在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中,当“竞争”消失,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只能崩溃。我国资本主义机制几乎丧失了经济上的灵活性,正趋于僵化。我们的经济生活,只有像过去几代人那样存在血汗淋淋的竞争,经济体制才能维持。 西方国家之间形成所谓“技术差距”已经很久,其开端是1970年代末。 从美国的“太空防卫计划”开始,到里根政府严格限制对共产圈技术出口的巴统等,已经催生了美日之间的技术差距之争,同时也造成了日本对韩国的技术差距。 迄今为止我国企业安逸地认为,世界的技术只要到东京看看,花钱买来使用即可。然而如今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经济战,已发展为美日之间“结构协商”(Structural impediment)这样的经济体制战争。 这是我国经济问题所在何处这一内在的、结构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仅凭冷战之下自由世界对我们的“撒娇宽容”,如今已无法填补技术差距。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在广义上的脱离原理。我国经济社会已不再以资本主义原理为轴心运转。就资本主义精神而言,地下经济势力竟能通过资本市场掏空韩国银行的资金而逃往海外,可见我国经济在广义上,行政部门与经济界均已腐败。 我们始终应铭记的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必须在企图破坏我们自由主义体制的北韩这一反自由主义体制面前,健全地形成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也成为我们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北韩社会主义体制面前能坚持多久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与西方的“同盟体制”和外交问题。大韩民国积累起来的对美、对日外交,已成为韩国外交“南方外交”的传统。 欧洲、日本、美国曾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若无此基础,“北方政策”便不可能。正因有西方的“技术”与“资本”这样的手段与方法,才具备接近“北方”的能力。看到因“南方政策”与“北方政策”缺乏均衡的外交而导致今天生硬的对美外交与对日外交,感到不安的绝非某一个人。 我认为“三党合并”这一政治整合的起点正在于此。如何善用支撑大韩民国根基的45年政治传统,在今天的转折点上安全地转型,我认为这就是“三党合并”的历史。自由党时期从张泽相的秘书起步从政、二十多岁便登上议政史舞台、其后经历韩国政治诸多关口与艰辛的金泳三,以及以韩国工业化为中心、开创并见证了大韩民国大部分历史的18年的金钟泌,他们的经验无疑是今天朝鲜半岛转折性历史所需要的国民性政治资产。因为必须具备能够从视野开阔的高地眺望今天朝鲜半岛问题转折点的政治能力。 今天确实是关乎国民生活与未来的安全保障面临“修正”、资本主义正被“重构”的转型期。实际上,“南方政策”与“北方政策”的问题,也是今后如何在两者的均衡之间生存下去的转型性问题。我认为“卢泰愚体制”最终的政治成败,取决于能否妥善处理“三党合并体制”。
1990-04-24 | 李基鐸
[周二论坛] 李基铎 <延世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三党合并之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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