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4-17 | 李兌一

[投稿] 李兑一<国土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 公示地价一元化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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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社会积弊丛生的各种土地问题,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可以说是我们自身所持有的自相矛盾的意识结构。对别人靠土地一夜暴富义愤填膺,可一旦自己卖地或买地时,却想方设法少缴税甚至干脆不缴,这就是周围的真实景象。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在地价上也一样:缴税时希望地价评得尽可能低,反之被政府征收时则希望评得尽可能高,以获取更多补偿金。 问题在于,过去的土地行政并未对这种不合理加以引导,反而随之迁就,于是同一块土地,国家课税时的地价是一套,土地征收时的补偿价格是另一套,向金融机构抵押土地时地价又是另一套,形成了多重地价现象。由此在国民之间引发了混乱与不信任。为改善这些不合理之处、确保土地行政的客观性与公平性,最近政府内部完成了向公示地价统一地价的工作,其细化作业目前正在进行中。地价事实上与所有权信息一并被视为土地政策制定与推进中最重要的基础资料,同时也起到把握政策效果的核心指标作用。因此,随着土地公有概念制度的施行,对公示地价体系的关注也大幅提高。但若对公示地价体系的意义与作用缺乏充分理解,稍有不慎便容易产生相当的误解与偏见。 公示地价事实上是用于公共用途的行政地价,与一般市场上个人之间形成的实际交易价格有所区别。通常被称为地价统一的地价体系一元化,是把过去为各种行政目的而由各行政部门重复进行的地价调查、评估工作加以单一化,将行政地价的基准统一为一个。通过这一举措,至少在公共目的上政府将以此作为各地块的地价基准。理想而言,所有土地行政都应直接适用该公示地价,但现实中出于既有土地行政惯例以及反映各项行政特殊情况的必要等原因,规定可在公示地价上加减一定比例后使用。 因此,所谓公示地价一经调查公布、税负便一律增加数倍之类的主张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明确的一点是:政府所掌握的基准地价终究是公示地价,对其加减倍率只不过是为个别行政便利而采取的变通办法。 另一方面,公示地价的水平及其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也被视为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转让所得税或新设立的土地超额收益税方面,政府认可的地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成为左右制度效果的一面。尤其是自1990年起公示的公示地价的价格水平力求接近市场价格,因此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过去政府地价总是低于市价的成见与问题。与此同时,由于规定公示地价每年公示一次,预计可大幅改善过去公共地价体系的痼疾——公布周期过长所导致的评估水平偏低问题。当然,对于极短期内地价暴涨地区的地价水平,要即时反映仍有局限,但与过去任何公共地价制度相比确有显著进步,并可辅以按季度调查的地价变动率资料。 据称从本月20日前后起将动员庞大人力,对全国土地按各地块实施特性调查。政府实务人员据说已基本完成准备工作,而近来围绕这项工作的议论不少。该调查可以说是从专业评估师调查评估的30万块标准地价格(公示地价)推导出全国约2400万个课税对象地块各自价格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为了以更科学、更客观的方法评定过去多由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凭经验判断决定的土地等级,已将标准地与其他个别地块之间的价格水平制成统计学公式,而查明代入该公式所需的个别地块特性,正是本次调查的首要目的。与此同时应予重视的一面是,该调查具有光复以来我国首次实施的一种土地普查的性质。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展,土地利用状况日趋复杂多样,相关土地政策也日益高度化、精细化,但事实上本应成为这些政策基础的土地资料自日本殖民时期以来一次都未进行全面整理,极为不足。因此,本次地价调查工作既意在更准确掌握全国土地价格以提高政策效率,同时也是构建全国土地信息系统工作的一环,需赋予其重大意义。当然,作为以全国土地为对象实施的首次调查,可以预见会有种种困难,但这是应在调查过程中修正、完善并加以克服的问题,不能因此使调查工作出现偏差。更需明确的是,这些问题并非因地价体系一元化或公示地价体系而新产生,而是过去多种公共地价共同存在却一直不敢揭开的课题。尤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应更为果断、尽可能迅速。国民对土地问题关注高涨的此时,反而正是把这些问题摆出来加以整理的良机。所幸随着公示地价制度的引入,可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这一点。 要解决土地问题,除前述我们自身的意识转变外,还须伴随大量政策改善与革新。准确的地价调查可以说是各项土地政策运作最基础的初步基础建设工作,因此各种可预见的细小摩擦与矛盾不应成为障碍。当前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前瞻性思维方式:为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政策发展,我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