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自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主要可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各种见解、在英国与西德发展起来的国家导出论立场,以及葛兰西及其学派的研究。此外还有“新李嘉图派”“原教旨主义”理论家以及意大利理论家等。 早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否定黑格尔关于国家超越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保护全体市民共同利益的见解,反而主张国家本身只是再生产市民社会的对抗关系。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与普遍利益,需要的不只是允许形式上的自由,私有财产与抽象的国家必须被废除。他们的主要论题之一,是从“下层结构—上层结构”模型看政治的解释。但他们努力避免单一决定论式的经济还原主义。 无论如何,这一解释此后提出了几个命题。一是“国家是统治阶级成员主张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即把国家把握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命题;二是作为凝聚因素的国家这一命题,即国家用以超越对抗阶级之间的冲突并将其维持在社会秩序框架之内。 这一点由布哈林、葛兰西、普兰查斯等人进一步发展。在西方与苏联,发展为系统化近代国家正统理论的核心概念便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可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特阶段:在全面危机之下,垄断势力与国家相互勾连,形成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的单一结构。该理论被认为由列宁开创,但他只谈到金融寡头制与帝国主义的成立。经由布哈林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此后推动其理论化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对他的批判。 其一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开始研究的阶级理论倾向。 其二是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理论倾向。它聚焦于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或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抵消趋势的政治性东远集团(对国家的危机管理要求)。其三是在博卡拉影响下在法国展开的研究。这些见解分化为以私人垄断资本的日常性过度积累、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危机以及通过国家对资本价值的持久侵蚀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观点。 另一方面,“国家导出”式的研究方法回到《资本论》的方法论,采用从最抽象的规定(例如简单商品生产乃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推进到具体形态与功能的分析方法。这种情况下又分为多种立场。随着商品流通、市场关系在形式上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发展,它必须由被授权为所有交易当事人行使权力的抽象主体加以中介和保障;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组织化,在中介个别所有者之间的形式平等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阶级性剩余价值剥削这一实质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上,法律与国家的作用得到强调。 另一方面,英国的克拉克认为,国家干预构成一种独特的环节,用以弥补资本通过竞争这一自我再生产的经济环节所无法解决的价值增殖问题。霍洛威与皮乔托认为,尽管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存在制度性分离及意识形态幻象,国家与商品生产领域作为同一资本关系的特殊形态,其特征是“统一中的分离”。并且他们阐明了恐慌(危机)在强制性地重新实现已分裂诸要素之整合方面的作用。西德的希尔施也以危机引发的大众整合之重组为中心,强调国家在危机中的作用。 关于国家必然性的逻辑,是从社会分裂为对抗阶级的角度来说明的,如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冲突进行规制与控制的必要性,以及在社会分工中政治职能脱离共同体控制之时等等。 当问题不是在生产方式层面而是在社会形态层面上的国家权力时,理论体系便复杂得多。葛兰西与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等新葛兰西学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原理的同时,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实践所具有的重要性。他们排斥把国家单纯视为工具主义或附带现象的见解。因此,他们探究了力量与霸权、或强制与同意的辩证法,政治危机与国家危机的特殊性,意识形态实践及其社会效果的制度性中介,阶级斗争与人民民主对立的本质,运动战与阵地战等先进资本主义中的变革战略等问题,提供了助益。 ◇国内译本:石枕出版社刊 摘要:金载勋(亚洲大学讲师·经济学)
[照片]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 ▲1946年生于英国 ▲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博士 ▲埃塞克斯大学教授 ▲代表著作:《撒切尔主义:两个国家的故事》《积累、调节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