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被大致估算为10万亿韩元左右的韩国地下经济规模,实际查明高达23万亿韩元以上,令人震惊。 特别是韩国地下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达20%左右,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属于前列,这一事实直接印证了韩国经济的不均衡结构。 地下经济并非一朝一夕出现的问题,无论古今中外,它都是与人类历史同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的癌症式现象。 然而韩国地下经济规模意外庞大的原因,首先可从过去20多年以增长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不稳定所带来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远甚于其他社会这一点中找到。 换言之,从过去所谓借款经济时代起,“油水”横行的政经勾结以及4·19、5·16、维新、5·17等接连不断的政局不安,是助长地下经济的主要因素。 此外还有观点指出,韩国社会传统的理财观念,即视“钱”为不洁的表层传统与实际上追求富贵荣华的意识之间的落差,构成了一般民间社会地下经济膨胀的社会背景。 一般而言,地下经济泛指“未被正式计测、未申报、未记录且不合法的货币或实物交易”。具体来说,是指“未向税务当局申报的所得总额,或未计入国民所得统计的所得总额”。 因此,地下经济并非全部都是非法的。即便合法,若国家因行政力量的局限或不足而无法掌握其所有者,也会被纳入地下经济。 从这一点看,地下经济既包括贿赂、毒品、诈骗、赌博、逃税等犯罪资金,也包括副业、房地产投机、节税、小费、企业为高管及员工提供的员工食堂、低息贷款等免税优惠等合法资金。 此外,假名存款、储藏现金、私人金融、贵金属、古董、股票买卖差价等也属于合法部分的地下经济。 由于地下经济的构成如此复杂,准确掌握其实情事实上不可能,只能通过多种统计方法推算其内容与规模。 目前各国普遍通用的地下经济推算方法有“未申报所得推算”法,以及计算适度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之差的坦齐(TANZI)方式。 首先,未申报所得推算是以总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及金融资产增加额的合计金额,减去向税务当局申报的所得(收入金额)后得出的结果。 以此方法推算的韩国地下经济规模,截至88年末略超过23万亿韩元。 相比85年、86年的7万亿韩元规模,自87年起已突破20万亿韩元,大幅增长3倍以上。 87年以后地下经济激增的原因,分析认为是自87年起股市活跃使金融资产增加额接近86年的4倍(86年6.5万亿韩元→87年22.6万亿韩元),加之当年总统选举等使隐性、非法资金大幅增加。 相反,申报所得从86年的77.4万亿韩元增至87年的86.5万亿韩元,增加额仅约9000亿韩元,显示扩大地下经济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资产方面。 另一方面,按坦齐方式,将依据现金货币需求函数得出的适度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相比较,其差额即为所谓非法货币。再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即可算出地下经济的规模。 按此方式,80年地下经济为5.7万亿韩元,到85年增至11.5万亿韩元水平,接近翻倍,占GNP的比率持续维持在16~18%之间。 无论如何,根据两种方法的推算结果,可判断韩国地下经济规模已达到GNP的17~20%水平。 此外,推算地下经济内容的方法还有劳动参与率调查,即通过掌握“游手好闲者有多少”来了解地下经济的实情。 按此方式,官方劳动参与率从75年的53.1%升至84年的56.9%,仅增加3.8%。但考虑到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7%、就业状况大幅改善,这表明“游手好闲者”或“不劳而获者”相应增加。 专家指出,这样的地下经济实情不仅扭曲正常的经济流向、加深资源配置失衡与税负不公,还是因使用不准确统计而引发政策试错的罪魁祸首。 因此有主张认为,抑制经济力量集中、实现分配正义等经济民主化的关键在于能把如此大规模的地下经济压缩多少,以地下经济阳光化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实名制必须尽快实施。 但部分专家主张,既然如此大规模的地下经济已是韩国经济的现实,对这一庞大地下经济一次性造成冲击的全面实名制实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混乱,他们赞成原则,但要求长期、持续地推进实名制。 他们还补充主张,政府的各种管制及缺乏一贯性的政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助长地下经济的主要因素,因此恢复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反而应当先行。 [李炳浣记者]
[图表] 各年度未申报所得走势 [表] 未申报所得推算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