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仔细观察某个国家普通国民的生活,可以理解无论是原始部族还是文明国家,人的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人的行为无论看上去多么奇怪,对当事人而言都有某种程度的一贯性,并与其经验密切相关。 本书的内容正是使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东西,即在外人看来毫无一贯性、难以理解的“日本人的行为与性格”。我们通过研究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全体日本国民都认可的行为类型,便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的行为。 日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美国的物质与日本的精神之战”。日本那看似莽撞的备战姿态,反映了把精神置于优先地位、对天皇无条件忠诚的日本人的文化态度。而战争中成为俘虏的日本人不仅不惧死亡,还把投降视为比死更可耻的事,同样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得到理解。 理解日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各人各得其所”这句话。这说明他们信赖秩序与等级制度,与信奉自由与平等的西方人的价值观相背离。对他们而言,尊重等级制度自然得如同呼吸,绝非“出于强权”。等级次序适用于家庭内的长者与幼者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地位低的人必须向长者或地位高的人表示尊敬,而另一方则拥有相应的权利与责任。长者的特权并不是像暴君那样任意行使权威,而是近似于物质与精神财产的管理者。在家庭中,父亲负有维持一家名誉的重大责任。 天皇正处于“各得其所”的最上层。因此,生活在从下层贱民直到上层天皇、等级制度严丝合缝编织而成的社会中的日本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生活在一个如地图般被精密规定、一切社会行为都已确定的世界里。 要理解日本,还必须理解“负债”这一概念。这里的债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Obligation”,而是义,即“认知自己在同一时代所包含的共同债务的巨大网状组织中的位置”。这就是恩。恩是从上位者那里得到的,受了恩意味着“我对某人承担了义务的负担”。因此,当从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那里受恩时,日本人会同时感到不快与自卑,此时日本人所用的词语同时包含“我受到了侮辱”与“我感谢”两重含义。 最大的恩来自天皇,其下是子女对父母所负的恩。所有人都必须努力偿还这些恩。受恩虽是幸福之事,但它同时就是负债,所以必须偿还。对此的回报,对天皇表现为忠,对父母表现为孝。这种义务与强制力相去甚远。而且它只适用于有限的关系之中。日本军人的勇敢正是对天皇忠诚之心的表现。 然而对恩的义务并不等同于义理。义务是在亲近的骨肉世界中、对祖国与天皇所负的,一出生就被赋予。而义理则是“并非出于本意的东西”,换言之可以说是契约关系的履行。在现代日本,“还义理”是指对各种各样的人尽各种各样的义务。在日本,称某人为“不守义理的人”,是对那个人最大的侮辱。守义理之中最重要的,是“不使名声受污”。对名声的义理表现为多种形态:尽合乎自身位置的礼节、提高职业声望、无法承受羞耻而选择死亡、实行复仇等等。日本人如此厌恶被侮辱、如此畏惧失败,原因就在这里。 对自己的攻击(自杀)与对他人的攻击(挑起战争),其实只是为守义理而采取的行为的两种表现而已。战败后日本出乎美国人预料地对占领军表现出那般善意,实际上也是因为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了维护作为战败国的名誉。不变的是对名誉的追求。因为日本人并不把态度的改变看得多么重要。这种现实主义可以说是“对名声的义理”的光明一面。 ◇国内译本=乙酉文化社刊 摘要:金东椿(历史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
[照片] ◇露丝·F·本尼迪克特(Ruth F Benedict) ▲生于美国纽约(1887~1948)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 ▲代表著作:《文化模式》《种族——其科学与政治》《菊与刀》(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