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3-14 | 具本湖

[论坛] 具本湖<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 经济危机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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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以来,我国经济界乃至政界都在提出“经济危机论”,政府也设立并运营了克服经济难局委员会。尽管频频谈论经济危机,但对“危机”的含义似乎仍未形成明确的概念界定。 我国的经济危机论,我认为源于这样一种不景气心理:1986~1988年年均实际增长超过12%,而1989年却下滑至仅为其一半水平的低增长。 据韩国开发研究院多年分析,我国的潜在增长能力,换言之,在不大幅加速通胀的前提下中长期可持续的适度增长率约为年均8%。政府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87~1991年)也曾规划平均7.5%的增长率。由此看来,在连续三年12%以上的高速增长之后经历约两年的调整期,反而可以视为使我国经济进入更为扎实的持续增长轨道所必需的。 也有人指出,去年6.5%的增长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增长的内容。这一指摘有其道理。去年我们自60年代初以来首次(1979年虽有小幅减少)出现了高达6%以上的大幅出口数量下降。此外,对今后增长能力扩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设备投资,也比日本、台湾等竞争对手逊色。在这种情况下,勉力支撑增长的是民间消费和建设投资。如果今后这种增长“模式”继续延续,这无疑是结构性的危机状况。 然而,若仅从经济层面考虑,把继三年高速增长和出口扩大之后作为其反作用出现的调整期增长内容定性为危机,不能不说是过分了。受日元走强之助,连技术密集度低的产品出口也大幅扩大,1988年由此录得巨额经常收支顺差。如此过度的顺差与超出本分的增长,使我们承受了强大的汇率升值压力,同时也引发了劳动者的高幅工资上涨要求。 随之而来的出口盈利性急剧恶化,不得不使出口陷入困难、设备投资萎缩。反之,工资上涨20%以上的劳动者以及通过房地产和股票投资获得巨额资本收益的阶层消费剧增,也属理所当然。正因为汇率与工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使增长的质的构成不得不发生巨大变化,因此相信这种局面会持续下去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导致“经济危机论”的,似乎是经济因素之外多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复合作用。突如其来卷入劳资纠纷的企业家事业意愿低落,而土地公共概念或金融实名制等制度改革,也因对其本质内容理解不足而令企业家不安,这一点难以否认。另一方面,对于“无产者”而言,政府此前为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诸多措施未能产生切身可感的效果,加之房价与全租(jeonse)价格飞涨,使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增强,问题正在于此。 归根结底,经济危机意识与其说来自客观的经济危机状况,不如说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此前宏观政策及改革政策推进过程中国民共识基础的薄弱,而这也与政治、社会条件不无关系。那么,这种危机意识究竟该如何克服? 今年以来景气虽显露出些许好转迹象,但仍难以判断出口与设备投资已全面复苏。不过,以今年实现与去年相近的增长、明年前后进入7~8%的潜在增长轨道为目标,看来并无大碍。对“两位数”增长的期待并不可取。 在实现这种增长的过程中,像去年那样过度压抑出口而只依赖内需,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考虑到我国的资源禀赋和狭小市场,以及为使我国产业不断提升技术竞争力,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极其重大。因此,必须维持经常收支均衡或小幅顺差,保持使出口与内需之间达成均衡的相对价格结构,为此探寻适度水平的汇率极为重要。 为避免汇率下调引致物价不安,进而造成物价、工资、汇率的恶性循环上升,必须警惕金融运用趋于放任,财政运用也应分清支出优先顺序,坚持健全性。近来在对经济困难的共识扩散基础上,劳动者自我节制过度加薪要求的氛围十分令人鼓舞。 值此之际,政府应持续一贯地推进土地公共概念和金融实名制等制度改善,但须避免过度冲击。不应因对其正当性的过度争论而只制造不安,而应明确提出其实施内容以求取国民共识。企业家则应谋求技术革新,使有所改善的企业环境能够转化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致力于扩充应对国际化、信息化的专业经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