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89年)秋天,我有机会在纽约看了几部戏剧。 从被称为最美国化的百老汇音乐剧,到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的实验性演出,也就是从50美元到8美元的演出,可以说我看得匆忙,但并不偏颇。 在据说一天就有几十场演出同时进行的纽约,只看了几部作品便谈感受,无异于盲人摸象,但若冒昧地先说结论,那就是:“真没什么了不起!”这种感受的原因,或许在于我所遇到的演出本就不是了不起的作品,但更大的原因,恐怕是日本殖民地时代以后的东京留学生们,或解放后有西欧戏剧经验的人们,或媒体与广播(当然并非全都如此),把那边的戏剧(文化)华丽地过度包装后介绍给我们,我作为被震住的一方由此产生的自觉与怨念。 他们的演出中,也有精力充沛的演员和像样的舞台装置等值得羡慕之处,但这一切恰恰是为他们自己美国的观众、美国的苦恼、美国的体量而存在的,即为美国、由美国、美国式的演出。 随着观剧经验一次两次三次地增加,我的这种感受越来越坚定。之所以要特意强调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是因为对此前把外国、尤其是西欧文化介绍或引进到我国的那些人的态度感到愤怒。 他们大多宣扬那边仿佛有什么了不得的、精彩的东西,或者对与我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作品赋予过度的意义,甚至要最大限度地享受自己先看到了它这一既得权;他们不过是庸俗的好事之徒,是文化上的国际迷童,或者与不自觉中充当殖民文化先锋的文化商人没什么两样。 这些人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比进口虾酱的财阀企业更大。因为这些缺乏主体性甄别眼光的人的吹喇叭之声,与同样没有主见的新闻业一拍即合,被放大到远超实际的情形实在太常见了。 文化终究就是生活,若单看戏剧,那它应是生活的某种浓缩形态。至于它能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这一问题被抛在一边,只顾说纽约如何、伦敦如何、巴黎如何——这种浅薄的喇叭声,希望从此不再听到。
1990-03-11 | 吳鍾佑
[圆桌] 文化商人 吴钟佑 <剧作家·牙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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