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人气与施恩式行政所派生的松散“资金管理”,是第六共和国经济政策造成的不安副产品。 本应贯穿经济逻辑的通货管理,却在包括政治逻辑在内的外部干预下,忙于为“别人摊开的事”善后。因经济外因素而投放的货币未能履行当初设定的角色,反而成为损害经济的毒素。以振兴景气为名义投放的资金反倒助推物价上涨、打破稳定基调,而紧急输入股市的资金既未能托住暴跌的股价,又流出股市,四处窥视投机机会、蓄势待发。 钱照样放出去,却未能为经济自生能力重新充电,这种自相背离的形象正是第六共和国通货管理走过的轨迹。 就通货管理而言,第六共和国是以大规模投放巨额资金拉开序幕的。 在成为第六共和国孕育契机的总统选举所在的1987年12月,有1万5000亿韩元的巨额资金流向市场。1987年投放货币的27%在一个月内涌入市场。 这笔钱长期扭曲通货管理、搅乱市场资金流向,成为远程性因素。一年后的1988年12月骤然实施的利率自由化措施,为了在市场利率下行稳定中寻找名义,人为投放1万8000亿韩元资金;随后去年12月又能以刺激景气及股市为名投入3万亿韩元,其震源点正是1987年总统选举当时的大规模货币投放。 由于通货管理以同比增长率进行管理的技术性问题,一旦基准时点的资金水位提高,在比较时点即便大量投放货币,增长率也不会显得很高,这一漏洞被加以滥用。 连续三年持续的年末过度供给货币潮,起到了为我国经济活力被侵蚀的过程加速的恶性催化作用。 为把年末投放的钱重新收回,又大张旗鼓地搞“非常措施”,给市场资金气象图带来突袭寒潮,这是畸形的通货管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无制动装置地投放的货币,其负面波及效应并未止于此。 每到年末涌向市场的巨额资金,起到了给蔓延的房地产投机浇油的作用。1988年和1989年全国地价分别出现高达27.5%和30.6%的垂直上涨,正是在货币过度供给的影响范围内发生的。 去年11月以后作为景气及股市扶持资金投放的6万亿韩元规模资金所走的路径,给通货管理提出了根本性问题。 投放的紧急资金无视生产部门或股市等既定目的地,聚集于CMA(票据管理账户)、BMF(债券管理基金)、投信收益证券等短期高收益金融商品,呈观望姿态等待捕捉投机机会。这种现象表明,本应引导市场资金流向良性循环的通货管理政策,只偏重于货币量的供给扩大,在质的改善上却无能为力。 在通货运用方面,第六共和国表现出的特征是:为给草率政策执行造成的副作用做应急修补,而牺牲了通货管理。 通货运用缺乏自身逻辑、被动地被其他政策牵着走的情形,在利率自由化措施与股市对策的周边表现得十分明显。 1988年12月5日的利率自由化措施,是第六共和国实施的金融政策中最勉强的举措之一。它无视资金长期存在慢性超额需求的现实,以“先把事办起来再看”的方式贸然推行。 通货当局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为编出“利率下降=利率自由化成功”的剧本,选择了人为增加市场资金以压低利率的做法。但这种尝试的命运是以两个多月的独幕剧告终。由于大规模货币供给,1989年1月总通货(M2)增长率超过20%,2月中旬出台了回收2万亿韩元贷款的极端药方,这使市场利率暴涨,给市场资金状况带来巨大褶皱。结果是强行推进不符合经济条件的利率自由化,导致通货运用左右摇摆。 失去正常轨道的股市政策也成为使通货运用瘸腿化、残缺化的因素。 1989年的12·12股市扶持措施,是试图通过放松资金来挽救因这些因素陷入萧条泥潭的股市。但紧急支援股市的2万7000亿韩元资金既未能使股市复苏,只带来了通货膨胀。 总体上维持量的扩张基调的第六共和国通货管理政策,如今正处于必须以过往失误为镜、将市场资金维持在适当水位并把游资转化为增长性货币的关键时点。在地方自治选举、财政支出扩大等货币供给因素堆积的情况下,若通货管理无法掌握市场资金的主导权,过去两年的恶性循环可能再次重演。 [记者 崔南洙]
1990-03-11 | 崔南洙
第六共和国经济政策 <3> 以"改革"为名量产政策…伤痕累累 权宜应变致稳定基调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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