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02-22 | 李世正

在谷底徘徊的经济 <7> 增长火车头出口须背水一战 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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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的韩国经济,自去年起进入停滞期,迄今仍不见复苏迹象。10%以上的高GNP增长率去年骤降至6.5%,而今年将比去年更糟的悲观论占据主流。 若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甚至出现了会否走向长期经济萧条的危机感。 难道真的没有对策吗。 专家们指出,要克服这一局面、让韩国经济再度起飞,首当其冲、最为紧迫的是强化出口竞争力。 也就是说,自60年代经济开发启动以来,出口一直是韩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虽然近来其比重有所下降,但出口的成败仍不可避免地左右着韩国经济的明暗。 专家们分析认为,去年6.5%的偏低增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早有预见,并不值得惊讶。因为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低”利好,随着“三低”优势消失,增长减速至个位数本就是可以预测的局面。 问题在于,比去年表现出的低增长这一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低增长的内容。有观点指出,制造业增长率仅为2~3%、出口以数量计出现减少,才是问题的核心。 对出口依存度很高的韩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活力,最重要的是必须全力确保出口竞争力。 但是,像过去那样以低工资为基础、在政府直接支援下期待出口增长的局面已经过去,如今必须在质的层面上把确保出口竞争力当作生死攸关的问题来对待。 为此,短期内被指为出口恶化最大因素的汇率必须稳定运行,这是共同的要求。认为需要政府层面出台提高生产率、推动技术开发的支援政策的意见也占多数。 特别是各方一致认为,应毫不吝惜地支持对今后将成为韩国出口关键的尖端技术的投资。 通过这一途径,可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自然实现。也就是说,必须冷静地认识到,竞争力薄弱的产业和企业若不作强化竞争力的努力,就只能被淘汰。 这一逻辑显示,出口驱动正在转变为技术驱动。 另一方面,对于财界为刺激景气而主张的降息,意见存在分歧。一方主张需要降息以恢复制造业的投资信心、抵消高工资带来的成本上升;另一方则担忧降息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和物价不稳,并认为比降息更紧迫的是纠正资金流向的扭曲、使资金集中于生产性方向,这种反对意见的分量也不容小觑。 此外,对政府实施全面景气刺激政策持否定看法的也远多于赞成者。 理由是,过度的景气刺激政策不仅会引发物价不稳,更有可能造成强化工资上涨诉求的恶性循环。 有观点主张,与降息或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覆盖整个经济的支援措施相比,更可取的是通过促进技术开发、培育尖端产业等有选择的税收与金融资源来培育经济的增长潜力。 有人指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样迫切的课题,是改善分配结构问题。 因为被视为经济增长障碍因素之一的劳资纠纷,其根源正在于分配结构的扭曲。工资原则上应根据生产率决定,而“在生产率范围内加薪”这一要求之所以缺乏说服力,正是因为纠正财富偏集现象的努力不足。 有意见指出,在过去那样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可以用强力压制各界各层的诉求、推行以增长为主的政策,但如今若不形成公正分配这一国民共识,任何政策都难以取得实效。 为此,土地公共概念、金融实名制等制度改革必须按既定日程推进。尤其是在第六共和国政府高喊实现经济正义的当下,若其自执政之初就提出的制度改革出现后退或褪色的迹象,不仅经济稳定,连社会稳定都将动摇。 与此相关,也有解读认为,韩国经济的不安因素正源于房地产问题。 即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物价不稳,由此产生为补偿实际工资而发生的劳资纠纷,企业竞争力随之削弱。而且在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的情形下,哪家企业会不用出口赚来的钱去买地,而费力专注于生产设备投资呢。 有观点主张,房地产投机风潮正是物价、劳资纠纷和阻碍企业生产投资的罪魁祸首,因此根除它的努力,远比推行汇率、利率、投资支援等各种政策更能构成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多数意见一致认为,增长还是稳定的政策之争是毫无意义的时间浪费。若一定要说,对外需要为增长而提供出口支援、投资支援,对内则必须改善分配结构以求稳定、平息房地产投机。在从权威主义体制向民主主义一步步前进的当下,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无视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阶层而只顾增长。 在专家们的诊断中,认为韩国经济要实现增长最需要重新找回的是各经济主体的干劲,这一主张被视为有意义的指点。优秀勤勉的劳动力、企业家旺盛的投资意愿与冒险开拓精神、经济官僚献身而高效的支撑,是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现在看不到这些经济主体的这种意愿。因此,去年以来景气不振的责任,劳动者、企业家、政府谁都难以摆脱。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此前景气不振的责任在谁,而是从现在起各个经济主体要洗去不信、各尽其责。 〔李世正记者〕 <完>

◇提供意见者 姜奉均(KDI研究委员) 裵洵勋(大宇机电社长) 吴东辉(双龙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根植(首尔市立大学教授) 李善焕(汉阳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