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伟大的文学作品诞生于受压抑的社会,并最终改变那个社会。 近来《纽约时报》以东欧和南非的几位作家为中心分析了这种文学倾向。在这些地区持续的民主化潮流背后,是以各种形式描绘生活于那个社会中的人们面貌的抵抗文学。从屡次入狱与获释的抵抗剧作家转身成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去年10月在一个正式场合主张了“改变历史的文学的伟大力量”。他说:“我生活在一个文学能够动摇政权的体制中。在这里,文学发挥的力量比10个师的兵力更强大。” 动摇专制体制的作家不可胜数。以《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闻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是代表性例子。在必须忠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承认国家权威的东欧文学风气中,昆德拉独独对性问题抱有深切关心。这一性问题通过反映在政治体制压抑下崩溃的社会道德,成为鲜明呈现人类存在不断追求自由面貌的方法。昆德拉曾在198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极权主义体制是一个习惯于回答而非提问的社会。”这一倾向也出现在另一位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身上。 常被提及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东德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生活在东德,也忠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以柏林墙修筑时期为背景的《分裂的天空》使沃尔夫成名,她以细腻的感受性接近民族问题,同时排除阶级斗争,因打破了东德体制的固有观念而在东西德均颇受欢迎。 在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具有代表性。她将种族隔离政策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产生绝对影响的状况,以及对此不断抵抗的人们的面貌写入作品。 针对这些倾向,美国评论家乔治·斯坦纳诊断说:“莎士比亚、普希金、莫里哀、屠格涅夫等都在流放或政治压迫的痛苦中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昆德拉等20世纪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带有政治性,是在东欧、南美等受压抑的体制下发表的”。 当然,这样的文学作品并不会立即带来体制的变化。但可以肯定,在执着的创作过程中,它无声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孙东荣记者]
[照片]◇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 [照片]◇米兰·昆德拉(捷克) [照片]◇纳丁·戈迪默(南非共和国) [照片]◇克里斯塔·沃尔夫(东德)






